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4】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到闽浙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提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北上抗日，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抉择是，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问题，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提出更切实可行的主张。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7页。）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共御外侮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挥红军予以坚决打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致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立足于陕甘根据地，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发展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提出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以西北的联合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重要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客观上成为发生西安事变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两句话：究竟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从上述情况看，没有陕甘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到来，陕甘根据地也难以为继，更不会有后来的辉煌与影响力。1945年4月，在长征胜利十年之后，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这样评价陕甘根据地：“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他的话，一语中的。〔作者蒋建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原载：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