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4】

四、余论：学术实践的意义

概念史研究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并不是一套完善的理论或方法，更不是说这种研究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也不能因此拒绝这种研究理论或方法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存在。同样，不能因这种理论或方法在党史研究理论体系中，直至目前尚未有足够的、成熟的“学术指南”，就回绝域外足资借鉴的理论提示。应当发问的是，已有的理论或方法，是否具备相应的解释功能？对于党史领域的概念史问题，这种解释功能的适用性，是否经得起学术实践的验证？

对党史领域关键性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已付诸不少的学术实践。如对党史文献中频频亮相的“封建”概念的研究，有的学者意识到“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的迁衍、深化”，因此，对这个概念进行“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的考论式探寻（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可以厘清这个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使用（包含误用）的来龙去脉，使其获得清晰的历史面目。在观念框架内研究某种关键性概念，或许是晚近研究现代概念史的一种特色，像“革命”这一概念，有学者从词源上考察，配合考究中西语义的语际跨越，认为现代以来，“革命不仅意味着进步与秩序的彻底变革，还成为社会行动、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根据，甚至被赋予道德和终极关怀的含义”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65页。。观念领域的概念分析，可能与概念史研究存在一定差异，但它同样可以揭示某种历史表象的隐蔽成规。经过语义考索的“小资产阶级”概念，揭示了这个原本作为界定社会阶层的用语，是如何转换成为一种表述思想意识的用语，由此这个概念的意义内涵就从历史隐蔽之处浮出，人们可以从中理解为何这个概念能够不断再生产相关的意义，并且“构成中共思想系统的经验因素之一”（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尽管许多关键性概念在现代史领域与中共党史领域并存且重叠，但对其进行专门性研究，其学术价值对各自领域同样有效，像“人民”、“民族”、“同志”、“科学”等概念即是。严谨的学术实践对推进党史领域概念史研究的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斯金纳曾认为，对概念变迁的探究，有望获得社会的知识与意识的增长，因为这种探究可以“洞察处于变迁中的社会信念和理论；洞察处于变迁中的社会认知与意识；洞察处于变迁中的社会价值和态度”（转引自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9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对党史研究领域中概念史研究的意义而言，是否可以获得如此理想的“洞察”预期，当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而定。不过，斯金纳的另一种见识，却有金针度人的意味：“在特定的语义或语言惯例不可能为一个作者所用的地方，我们就不可能把该作者诠释为正在实施这样的语言或语言惯例，他们的著作也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58页。就像前举的“新民主主义”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才正式出现并使用，是这个时期“语言惯例”——历史语境之下所“实施”的政治概念，对其“现场”的共时性理解与后来的历时性理解，其观察方式就不应当脱离相应的历史语境。由此可反思的是，在这个概念被使用之前的中国革命史，是否也可以用这个概念，冠名为“新民主主义”呢？这是可质疑的。在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人们对其一无所知，更不用说用这个概念为其所经历的革命历史命名。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党党首江亢虎使用过这个概念，但与中共所赋予的“新民主主义”意义的革命理论,其内涵大相径庭（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尽管这段“革命历史”含有“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意指成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新民主主义”概念所赋予的事实。日后史学家之所以混合指涉，蕴涵的意图是多方面的，但在形式上只不过是意义的追加。虽然历史具有连续性，但由此用“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特殊指涉来解释此前的革命历史过程，既可能造成历史分析的困难，种种附会论断可能因此滋生，也可能表面上赞誉而实质上减弱了这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创造性意义。

党史研究领域存在的诸多关键性概念，是否也需要如此“验证”，当取决于某个概念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是否具有历史的可靠性。即便对党史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关系的分析，概念史研究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同样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领域。在党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研究是一种历史分析的场域，“不诉诸这种概念就不可能对历史进行思考。这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工具”（〔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王春华译：《历史学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