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

〔摘要〕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逐步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但大都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运用概念史研究规则。这与党史学界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认知有关，也与概念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关系的认知有关。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加强概念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介，显然有助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拓展新的领域。

借助于某种方法的运用，往往是一门学科学术突围的手段之一，也是学科研究意义再生产的契机。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已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专业化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但是，中共党史学作为一种学科范畴，假如要促进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在学科规则框架之下获得具体学术实践的进步，那么在一定范围内学科理论的充实和研究方式的更新，就理当成为不断追寻的目标，并转化为研究实践行为。这种学科理论与学术实践之间的有机融合，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渴望，而且是可及的具体实践运作。任何研究方法都包含着一套基本理论规则，研究方法是理论规则的执行者，两者互为关系。因而，一旦研究方法叩问特定研究对象时，相应的理论规则就成为它的无形背影。概念史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既是一种理论规则，也构成一种研究方法。在概念史视野的观照下，合理地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将使中共党史研究受益于其中的认知方式，并由此拓展相应的研究空间。

一、基本理论与内在关联

顾名思义，最简单地说，概念史指的就是某个概念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对这种历史的研究，就是概念史研究。实际上，任何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都有自身的概念史，中共党史学科也不例外。概念史研究是一种国际性的学术现象，国际概念史年会已开过十余次学术研讨会（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而在这个领域，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至今不曾开过任何略具规模的学术研讨会。难道党史研究果真不适应概念史研究么？其实，情况未必如此。

“概念史”这一概念的内涵（对于“概念史”一词在西方的早期使用，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来源于黑格尔，但大都缺少引证。其实，黑格尔曾说：“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0页。），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且常与“观念史”混为一谈，尽管“概念史”与“观念史”在某些方面可能是重叠的。新近译出的一本讨论历史学科基本概念的辞典，将“概念史”表述为：“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观念史”则被表述为：“观念史或精神史致力于分析精神运动、构想、趋势、动机、立场与传统”（〔德〕斯特凡?约尔丹著，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47页。）。假如认同这两种表述，那么“概念史”关注的是一种概念的时空变迁，以及与周边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而“观念史”关注的则是某一种思想意识的存在方式。本文不宜过多讨论二者的异同关系，但就学术起源而言，概念史研究被概念史家们看成是对观念史研究的一次反动与超越。

学术史显示，概念史研究进入史学领域的历史并不太长。国际上成熟的概念史研究，大致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性的学术形态，第一是德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考斯莱特，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人称“海德堡学派”；第二是英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波考克和斯金纳，强调概念史与语言修辞的关系，人称“剑桥学派”。这两种研究路数虽然各有其有效性和缺陷，但支配了时至今日的概念史研究方式。从这两种研究视角入手观察，可以显示党史研究与概念史研究的适应性关系。

不含任何意义或不指涉事实对象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空洞化的概念史也同样不存在。概念史研究试图要做的是，一方面探寻概念沉淀的社会历史变迁的意义烙印，亦即试图说明社会历史的变迁存在于表述或解释它的各种概念之中，社会的历史记忆可以借助概念而储藏，因此人们了解过往的社会历史，也就可以通过概念分析来实现；另一方面则分析概念自身的变迁史，这种分析旨在说明，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原始意义与衍生意义并存一体，但隐蔽了差异性。分析概念的这种“一体性”与“差异性”及其关系，就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但这种分析并不是封闭性的，因为一旦触及变迁，就要追问它的缘由，而这个缘由只能来源于它的社会性赋予，孤立存在的概念变迁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考斯莱特才说：“‘社会史’的学术术语依赖于‘概念史’，因为‘概念史’能帮助‘社会史’来检查以‘语言’的形式储存下来的经验。”（〔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将概念史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加以研究，虽然会遇到种种复杂关系，但没有这种“置于”，概念史研究就可能犹如病魔缠身的老人那样骨瘦如柴，毫无活力与生气，更解释不了什么问题。

以概念史研究反观中共党史研究，许多有价值的问题便会浮现。虽然晚近有人提出社会史应当介入党史研究，但这只是从方法论的移植与引入着眼。实际上，即便将党史视为政党历史，它也是社会历史的构成要素，是社会历史中的政党历史。党史离不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迁的制约，它只是这种“变迁”的政治化表现，尽管它也促成了这种“变迁”。因此，党史一旦被理解为历史叙事（本来就当如此理解），表达或阐释这种叙事的各种概念便内在地储存着相应的社会事实经验；另一视角的论证同样成立，党史叙事需要借助概念才能被表达、被解释，概念之所以具备这种功能，是因为此时的概念早已摄取了事实经验的意义，并以这种概念意义赋予党史叙事以相应内涵。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党史研究中的概念史所要探讨的，就像考斯莱克强调的，是“概念史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影响，推究政治和社会群体运用特定概念的典型张力，分析时代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变化”（转引自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8页。）。

传统的认知认为，党史的客观存在不依外在主观的左右，这在历史本体域中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殊不知，党史要成为历史，要构成历史的叙事文本，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语言及由语言所组成的概念的表述。显然，在认识论上，党史的“事实”只能由语言（含概念）来呈现。在概念史的视野下，概念语言的社会性“是对于事实的叙述。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来看，过去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在语言叙述的媒介中才是真实的”（〔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31页。），这种语言通过社会中人们的所作所为来传递。尽管语言的社会性表述与被表述的社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与距离，但只有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认知、理解和重塑自己，人们也由此体验或经历过去了的社会历史。在另外的视野下，概念语言也可被视为一种行动方式，概念通过语言行动加以体现。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说：“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英〕昆廷?斯金纳著，奚瑞森等译：《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2页。）如何“表现”或“议论”构成一种称作“言语行动”的叙述方式。当考察某个概念如何使用时，应当关注它如何表达“意图”以及这种“意图”获得怎样的效果。显然，概念史研究“不仅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英〕昆廷?斯金纳撰，任军锋译：《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无论是概念史中的“社会历史”研究，还是“言语行动”研究，中共党史只要介入其中，都要与这两种情境遭遇。党史领域储存着大量的基本概念，甚至几乎囊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以及文学的各个层面，这些概念从词源到引申意涵，都需要通过概念史研究方式予以剖析，以梳理和验证其中的历史关系。就像“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它在中国本土经验的意义内涵，并不是一开始就如后来所固定化认知的那样，而是有一个概念的自身调适、修正、充实和塑造的理论旅行过程。对这个概念历史的运用、表述及其“家族”谱系的追溯，配之于各个时段历史语境的考察，对于反省国人如何接受、理解这个概念以及在中国的实践，如何修正或赋予这个概念以时代新意等等，或许不无教益。概念史研究对于党史研究领域的许多问题，能够起到充实、深化、匡正与还原等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