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构成研究【2】

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来源

中组部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中提出：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因此，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必须权威、全面和严肃。领导集体的选拔标准有：1. 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也就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2. 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3. 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 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4. 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5. 要包括一些中年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和女同志。6. 专职委员要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1978 年12 月16 日。）

从当选的领导集体来看，组成人员的选拔还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要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纪委、中央监委的人员组成，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二是要根据中央纪委的主要职能来确定候选人，特别是要考虑到当时党风涣散、党内问题成堆的现实；三是要根据党和国家面临的整体形势和任务来统筹考虑人选，比如当时拨乱反正、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形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任务等等。

从当选的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名单来看，主要有以下来源（这些来源之间有交叉）：

一是“文革”前曾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专任或兼任）的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常委及以上）包括：黄克诚、王从吾、帅孟奇、李士英、王维纲、李楚离、马国瑞、袁任远、郭述申、张子意、王鹤寿、马辉之和周仲英等。黄克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湖南省纪委书记；王从吾是1949 年中央纪委成立时的副书记，后来担任中央监委副书记；帅孟奇是1955 年中央监委成立时的候补常委；李士英、王维纲是1955 年中央监委的候补委员； 李楚离是1956 年中央监委委员；马国瑞、袁任远是1962 年中央监委常委；郭述申、张子意是1962 年中央监委委员；王鹤寿和周仲英是1962 年中央监委候补委员；马辉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委副主任、东北局纪委副书记。这些同志的入选，有利于纪检监察工作的继承、延续和新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也是当时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这一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以下）中也有一些“文革”前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的，还有一些地方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以及中央监委派驻相关部委和地方监察部门的干部。这些同志包括：安建平、李坚、李振海、蹇先任、范儒生、杨长春、刘英、浦安修、何善远和毛铎等。安建平曾任中央监委监察员，后任中央监委派驻纺织工业部监察组副组长；李坚曾任中央纪委农村处副处长， 后任中央监委华北监察组组长；李振海曾任中央监委文教监察处处长；蹇先任曾任武汉监察委副主任；范儒生曾任北京市纪委书记； 杨长春曾任煤炭工业部监察局局长；刘英曾任外交部监委书记；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监察室主任；何善远曾任中央监委驻地质部监察组组长；毛铎曾任中南局监委副书记，后任中央监委派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这些同志大多曾经工作在纪检监察工作的一线，熟悉纪检监察的日常工作，他们的入选对于纪检监察工作的贯彻执行以及纪检监察队伍的职业化意义重大。

二是因各种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文革”结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安排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任务由中组部来承担，并主要采取了回原单位安置的措施。但也有一些老干部因为各种原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纪委成为中组部的安排对象之一。同时中组部考虑到过去中央监委兼职委员太多的弊端，也有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中央纪委出任专职委员。中组部在对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 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99 人。……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九十九人是适宜的。”（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1978 年12 月16 日。） 这些同志包括：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张策、马辉之、王鹤峰、孔祥祯、帅孟奇、曹瑛和赵毅敏等。1963 年， 郭述申被免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安排工作。曹瑛“文革”前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单位被撤销。赵毅敏“文革”前担任中联部副部长， “文革”后期被疏散到陕西乾县监护劳动。1978 年秋，赵毅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回北京体检，等待落实政策。

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后复出的一些同志。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相关的冤假错案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刘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宣部阎王殿”、“陶铸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等。涉及的这届中央纪委领导有：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章蕴、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赵毅敏、马辉之、周仲英、王鹤峰、李楚离、孔祥祯、帅孟奇、张子意、方志纯、周扬、李士英和曹瑛等。1978 年这些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委领导时，有些已经平反，有些还没有平反，比如黄克诚和帅孟奇等就是1979 年才彻底平反的。他们的当选从事实上宣布了他们的平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和陈正人的夫人彭儒之所以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同时，这些经受过冤假错案考验的领导干部， 在纪委案件处理时，也会更慎重和全面，对于预防纪委错案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四是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一些同志。纪检监察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它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为此，历届中央纪委、中央监委都有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出任兼职委员。这届中央纪委委员也选任了组织、宣传、公检法和军队等部门的领导干部，其中有很多是兼任。这些同志包括：曹广化、韩光、李士英、李一氓、吕剑人、魏文伯、武新宇、周扬、段云、何廷一、胡德华、黄甘英、李华生、刘敬之、曾三、张凯、周凤鸣、周太和、朱穆之、朱云谦、平杰三、杨心培、何东昌、张中、张祺、张承先、黄民伟、卢仁灿、饶正锡、王若水、严东生、杨秀山等。其中， 韩光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李士英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一氓时任中联部副部长， 周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段云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何廷一时任空军副司令员， 刘敬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曾三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何东昌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卢仁灿时任海军副政委，饶正锡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等。

五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这主要出于纪检监察日常工作的需要以及代表性的考虑。这些同志包括：郑爱平、何东昌、张兆美、徐少甫、汪文风、王苏民、殷继昌、章蕴、帅孟奇、刘英、刘丽英、安建平、张瑞华、胡德华、浦安修、黄甘英、彭儒、蹇先任、马信（回族）、王朝文（苗族）、多吉才让（藏族）、杰尔格勒（蒙古族）、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黄荣（壮族）等。郑爱平时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46 岁。汪文风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49 岁。王苏民时任大庆市委副书记，42 岁。殷继昌时任开滦矿务局局长，44 岁。刘丽英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46 岁。胡德华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53 岁。王朝文时任贵州革委会副主任， 48 岁。阿木冬?尼牙孜时任新疆自治区常委， 46 岁。多吉才让时任西藏日喀则地委书记， 39 岁，是这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年龄最小的。从这些少数民族同志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五个民族自治区各出一个名额。同时在选拔女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时，也考虑了年轻化方面的要求。

六是同林彪、“四人帮”集团作过坚决斗争的一些同志。在考虑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整体格局时，陈云指出，应该选一些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到中央纪委来。刘丽英和汪文风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而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刘丽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 她同林彪、“四人帮”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78 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她的事迹。 （参见《人民日报》1978 年9 月17 日。）汪文风是1976 年悼念周恩来《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集体作者“童怀周” 的主要负责人。对于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汪文风回忆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我被选为一百名中央纪委委员之一，是陈云同志建议的，他说要从反对‘四人帮’的群众中选一个人到中央机关来工作。”（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国的大批干部汇聚延安， 参加中央的整风学习，七大后奔赴各个战场和地方，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当时两人对于被选为中央纪委委员一无所知，直到报纸公布名单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