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构成研究【3】

三、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

中国革命是从几个革命中心兴起，经过瑞金时期，再经长征形成延安时期，然后经过经营东北，从北向南，直至解放全中国， 走过了一条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的革命进程，使得党的很多高级干部革命生涯相互汇合，历史性地形成一些渊源。特别是延安经历（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国的大批干部汇聚延安， 参加中央的整风学习，七大后奔赴各个战场和地方，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和东北经历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派了10 多万军队，2 万多名干部，其中包括七大77 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的21 名进入东北，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经营东北”。），更是许多高级干部共同的革命生涯特征。从总体来看，高级干部的革命生涯具有随革命进程而呈现分散—集中—扩散的特点。（分散指革命生涯初期的地方化；集中指瑞金、延安经历以及后来的东北经历等；扩散指随着解放战争而扩散到全国。）同时，党管干部原则使得干部工作具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多高级干部相互之间合作共事的机会和频率大大增加。

从这届中央纪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的革命生涯来看，基本都有共同的延安经历。从解放战争的经历来看，主要是东北局、华北局的干部，同时也有部分西北局、华东局的干部。东北局的干部有：陈云、黄克诚、王鹤寿、刘顺元、赵毅敏、张启龙、袁任远、郭述申、李一氓、张策、刘型、刘澜波、唐天际、曹瑛、曹广化和韩光等。解放战争时期，陈云曾任北满和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黄克诚曾任西满分局副书记，1947 年后曾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王鹤寿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刘顺元曾任辽东省委副书记； 赵毅敏曾任冀察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张启龙曾任吉林省委书记；袁任远曾任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郭述申曾任辽北省委书记；张策曾任东蒙工委书记；刘澜波曾任安东省委书记； 唐天际曾任吉东省委书记；曹瑛曾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部长；韩光曾任大连市委书记等。华北局的干部有：胡耀邦、周扬、王从吾、马国瑞、刘建章、马辉之、孔祥祯、王维纲、王鹤峰、周仲英、李楚离和曾涌泉等。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曾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周扬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王从吾曾任冀南区党委书记，华北局组织部长；马国瑞曾任冀南区党委副书记；刘建章曾任冀南行署副主任； 马辉之曾任晋察冀中央局民运部长；孔祥祯曾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长；王维纲曾任太行区委副书记；王鹤峰曾任太岳区委书记；周仲英曾任太岳区委城工部部长；李楚离曾任冀东区委书记；曾涌泉曾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西北局的干部有：张子意、武新宇、阎秀峰和吕剑人等。解放战争时期， 张子意曾任晋绥分局书记；武新宇曾任晋南行署主任；阎秀峰曾任晋南行署副主任；吕剑人曾任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长。华东局的干部有：魏文伯、刘顺元、李士英和傅秋涛等。解放战争时期，魏文伯曾任华东局秘书长； 刘顺元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李士英曾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傅秋涛曾任华东局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

下面更具体地考察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成员之间的历史渊源。

早在东北时期，黄克诚曾经和陈云并肩战斗。1957 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黄克诚为成员之一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76 年11 月，陈云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并指出：黄克诚在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参见《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5 页。） 此后不久，黄克诚回京治病，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1978 年1 月，陈云向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王鹤寿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早在延安时期，王鹤寿曾经做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后来又多次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此，王鹤寿回忆说：“在将近60 年的时间里，无论我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 还是后来做地方党委工作、工业战线方面的工作，以及最后在中央纪委工作，陈云同志都是我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者。”（《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45 页。）因此， 对于王鹤寿的情况，陈云非常清楚。在酝酿中央纪委领导集体时，陈云推荐王鹤寿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后来，中央纪委成立了由黄克诚、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和张启龙组成的五人核心小组，负责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

早在1926 年，王从吾、平杰三就在一起闹革命。1939 年的冀南区党委，王从吾是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马国瑞是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策是区党委民运部长。1949 年， 王从吾任华北局组织部长，平杰三任华北局秘书长，周扬任华北局宣传部长，张瑞华任华北局妇工委书记。

1930 年，赵毅敏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当时王鹤寿是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韩光是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抗战胜利之前，陶铸、王鹤寿、刘顺元、曹瑛等一批同志被党从南京监狱救出，刘顺元和王鹤寿是当时审查干部的小组成员。 （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 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122 页；丁群：《刘顺元传》，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90 页。） 1945 年华中分局成立后，李一氓、章蕴为分局委员，李士英为社会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旅大地委书记是韩光，副书记是刘顺元。而1949 年旅大区委副书记是韩光、李一氓和郭述申。1947 年，石家庄市委成立后，毛铎为书记， 曾涌泉为常委。1948 年，黄克诚任晋察热辽分局书记时，赵毅敏为分局委员、宣传部长， 李楚离为分局委员、冀东区委副书记。1948 年济南特别市委成立，刘顺元为市委书记， 李士英为市委常委、社会部长。1949 年山东分局成立，傅秋涛为分局副书记，李士英为社会部长。1948 年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为胡耀邦，周仲英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副政治委员。1949 年华中局成立后，赵毅敏为宣传部部长，孔祥祯为组织部副部长。

1949 年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刘澜波、韩光、王鹤寿和张启龙为政府委员。1949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李士英、章蕴和傅秋涛为军政委员。1949 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赵毅敏、黄克诚、唐天际和孔祥祯为军政委员。1949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 王维纲、胡耀邦、张子意为军政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委书记是黄克诚，省委常委有袁任远和曹瑛，省委秘书长是刘型，省委委员、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是唐天际。王从吾、帅孟奇、张启龙和李楚离分别在“文革”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张策、孔祥祯和马辉之分别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武新宇、袁任远是前后任的内务部副部长，后来又在1954—1958 年同任内务部副部长。1956—1957 年的中直机关第五届委员会副书记有曾三、侯维煜、李之琏和安建平等。1962 年，刘顺元和李士英同为江苏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从这届中央纪委领导集体的历史渊源来看，解放战争时期的交叉点是最密集的，革命生涯汇合的频次也是最高的，这充分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是干部调配最为频繁的时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高级干部由集中到扩散，从北向南，依次递进。与之相随的则是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交汇，南下干部与地方地下党干部的交汇，由此也带来干部的大调整和大流动。与这种干部的大流动相对应的是干部的大转型，也就是从革命干部向执政干部、从军事干部向管理干部、从地方干部向全国干部的转变，这种干部转型关系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而随着全国的解放，党的高级干部群体必然向全国扩散，由此带来的是干部革命生涯交汇的稀疏和星散。

1978 年多名高级干部在中央纪委的汇合，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形态，是老干部大规模复出的先声，也是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具体体现。在这一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中，知人善任和相互举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也是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作者冯军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