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3】

三、制定和建立一系列规定和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有效贯彻实施

为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修养，推动党员干部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建立一定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规定，更为重要。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说的：“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页。）

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毛泽东倡导、要求制定和建立的规定和制度，约略说来，有以下七项。

一是下厂下乡，调查研究。不脱离群众，一个重要方面是政策符合实际，符合群众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实际，了解群众所需，作好调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上强调：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0页。）。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页。）毛泽东在与一位省委书记的通信中甚至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2页。）在毛泽东的多次倡导下，干部下乡下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时风尚。

二是蹲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全党来说，是一项新任务，经验不足，知识不够。因此，“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他批评说：调查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3页。）他肯定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两个半月后写的报告，而对许多没有下去蹲点的干部则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一方面，而对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0页。）

三是参加体力劳动。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避免脱离群众的重要途径。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随即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1957年4月27日为即将发出整风指示写的中央给各省、部党委指示信中指出：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页。）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把鞍钢经验称为“鞍钢宪法”，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宣传和推广干部参加劳动的优秀典型。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重拟了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65页。） 。1963年5月9日，他又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大段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对这个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293页。）

四是整风。整风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又一有效途径。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7页。）。在1957年春部署整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论述整风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他在1957年3月18日济南党员干部会上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页。）接着，他又在3月20日南京党员干部会上指出：“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6页。）在毛泽东看来，整风不是临时抓一下，而“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这样，才能“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页。）

五是建立监督机制，重视人民来信。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群众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提出了意见，作出了规定，建立了制度。他认为人民来信是接受各方面监督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别重视。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页。）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读到内刊《群众反映》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即批示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知，说“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8—439页。）

六是树立先进典型。树立先进典型，运用好人好事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也是毛泽东注意运用的方法。他在1953年初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在开展反对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参见《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第744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工农业战线涌现了孟泰、王崇伦、郝建秀、李顺达、陈永康、王进喜等模范，科技战线涌现出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优秀专家，军队系统涌现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个人或群体，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焦裕禄等典型，毛泽东或著文，或题词，或赋诗，或发指示，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典型、学习典型的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七是反对特殊化。毛泽东历来反对干部特殊化，曾作出若干规定。毛泽东一直强调，各级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针对干部子女容易发生特殊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20世纪60年代中央开会，会上喝茶，个人要付茶钱，在茶杯下押两角钱，成为与会者的一种习惯。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联。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示范和榜样。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重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意义。

〔作者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