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十年代初期浙江调研的现实意义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不仅对调查研究做过许多论述，而且亲力亲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广东、湖南开展调查研究。在此期间，他两次亲临浙江，一方面指导浙江调查组的工作，一方面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次调查研究对目前全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和组织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为此，中共对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探索的过程却历经曲折，“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反思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亲自带领一个读书小组到浙江杭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见解。接着，毛泽东又于1961年1月下旬到达浙江开展调查研究，并在杭州亲自指导浙江调查组的工作。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

首先，探索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和规模。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大社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但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后，毛泽东开始着重反思这个问题，并组织中央调查组到农村做系统的调查研究。

浙江调查组按照毛泽东关于“抓两头”的调查研究方法，经与浙江省委商量，决定在嘉兴县选一个差的生产队，在桐庐县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

嘉兴县选的是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现属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原来是1个高级社，下分11个生产小队，共有327户，1236人，耕地3753亩。这里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解放后，农业很快得到复苏，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较好，每年向国家提供100万斤左右的商品粮食。但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和合生产队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致使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集体经济大为削弱。浙江调查组经过调查后认为，和合生产队出现的这种严重局面，主要原因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所致。

桐庐县选的是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现属富阳市）。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位于富春江的一个冲积沙洲上，有2个自然村、7个生产小队，221户人家，939口人，耕地1553亩，人均1.6亩。这里从1952年起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修筑防洪堤，改善生产条件，既抓粮食生产又抓副业生产，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均名列公社前茅。即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这里也没有大的波动。浙江调查组发现五星生产队有道无形的“防风林”，这就是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高级社以来深受群众拥护的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的侵蚀，较好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2月6日，毛泽东先听取浙江调查组的汇报。调查组组长田家英向毛泽东着重汇报了和合生产队的情况，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然后，毛泽东又详细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月8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领导谈话。在此期间，毛泽东还亲自找嘉兴县委书记长谈，鼓励县委书记讲真话，再一次详细了解了和合生产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对县委书记提出了批评。但毛泽东也同意浙江省委领导关于嘉兴县的问题是上面任务压得太重的意见。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在“大跃进”期间，农民多产却不能多吃，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粮食严重减产。后来毛泽东于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举了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

在浙江调查期间，毛泽东详细了解了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去掉“五风”、实行退赔、农民自留地等问题。他专门要求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生产小队）是否比放在过去的高级社（生产队）好。通过在浙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是第一个。

其次，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力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大跃进”运动后，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问题，并在浙江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阐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容易，它同战争一样，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浙江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表示，他下决心要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他从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问题，到浙江调研的沿途也不断和各省领导讲，如他对江苏省委领导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这次在浙江，毛泽东最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和舆论准备问题。毛泽东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讲起，讲到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最后强调：“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25页。）。

正是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他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6、302、300页。）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谈话，表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

再次，对加强干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教育和学习提出了要求。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学习，使他们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毛泽东在浙江调研的途中，每当谈到干部问题时，总是讲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他在调研中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因此，他对浙江省委的领导讲：“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25页。）

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期间，对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的重要意见，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思考和论述，对加强干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教育和学习，为中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