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参加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2】

第三阶段，进军中原（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

我军转入进攻，内线外线协同作战，配合友邻创建了中原解放区。这时主要战场在中原，其次在胶东、苏北和江淮地区。

我军进入豫皖苏地区时，当地已有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军区、行署。吴芝圃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署主任，张国华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豫皖苏区当时有三个专区的人民政权和25000人的武装力量。这里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敌人的统治下，反动势力较强，豫皖苏的部队和人民曾经顽强地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首先肃清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的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荡敌保安团以及其他土杂部队。到10月中旬止，攻克县城24座，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1万多人。基本上摧毁了敌人的统治，与刘邓、陈谢两支战略部队在中原构成了“品”字形的有利势态。

此后，我军除继续分兵清剿敌土杂武装，开展地方工作外，还辗转破击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剥夺敌依托铁路机动的有利条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铁路上来，减弱其黄河防御，以利我军与华北、山东后方建立联系。华东野战军前委为了在豫皖苏大量歼敌准备战场，在豫皖苏区党委内组织财经办事处，指定我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解决了几个问题：

1.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阵地，只用我们自己银行的票子；

2.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

3.精简节约；

4.全党当家，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5.组织供应战争的勤务，组织支前队伍、粮食供应等，强调将战争观念与群众观念结合起来。

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粟裕同志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同年6月，粟裕同志指挥了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下，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围歼援敌于睢杞地区。在紧张的战斗中，我军处境异常艰苦，粟裕同志和前委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的号召，在前委的坚强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不怕伤亡、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区寿年。

豫东战役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之战。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敌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显示了我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这次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英明决策，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及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参战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协力作战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形势出现了新的有利于我军的转折。以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同山东、苏北兵团会师，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了济南战役，歼敌10万余人，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

第四阶段，淮海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总前委的具体指挥，参战部队的英勇奋战，是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根本因素。在战役中我深深体会到，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前，是我军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是逐步发展形成的。先是消灭了黄伯韬兵团，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逐步发展成横跨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的南线战略决战。战役共分三个阶段，即首歼黄伯韬兵团，次歼黄维兵团，再歼杜聿明集团，直至取得战役全胜。把敌人主力消灭于长江以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渡江作战，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秋，我在中共豫皖苏分局担任财务办事处主任。10月，奉命调回华东野战军工作。10月29日，我到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曲阜。粟裕代司令员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刚结束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精神。张震副参谋长介绍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来曲阜研究部署淮海战役后勤工作和支前工作后的准备情况，我即和喻缦云同志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领导工作，分任正副司令。

那时，前线捷报频传。济南、锦州、长春、郑州、开封相继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不仅在质量上占有优势，在数量上也已占了优势。在华东和中原战场，豫东、济南战役以后，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中原、华东和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我军战力和解放区人力、财力、物力都大为增强，创造了南下歼敌的基本条件。连同华北、西北我军的胜利，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在胜利的形势下，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淮海战役是敌我在江北的重兵决战。我军参战兵力、装备、物力、财力均不占优势，加之，徐州之敌是三大战役中唯一能够得到敌后方直接补给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战役中我支前后勤任务的艰巨和繁重。

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淮海战役的人民支前和部队后勤工作。战役发起前就一再指示做好充分准备，战役发起后又要求“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11月中旬，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组成淮海前线总前委，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总前委正确、适时地指导了淮海大战的支前后勤工作。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以后，军委、毛主席立即指示：“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工130万左右，3个月至5个月的粮食、弹药、草料，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以后，中央军委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正确领导，是推动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的关键。

淮海战役规模空前，支前后勤任务异常繁重。总前委、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加强了战役支前后勤工作的领导，统筹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一切服从前线需要。中原、豫皖苏、豫西、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华中、江淮、鲁中、渤海、胶东、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以及华北冀鲁豫，都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建立和健全了支前后勤领导机构，制定了各项政策措施，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淮海大战。

各地对民工的组织、管理、调配、服务、轮换、供给以及政治工作，都作了部署。各地民工队伍的组成，一般照顾到地区情况，由村、乡、区、县、专区分别组成小队、分队、中队、大队（团）、支队不等。各级民工队伍，由党政主要干部带领。民工队伍按任务区分为归属部队领导调度使用的3个月以上的随军民工（一般每个纵队配备担架、挑子各500副，约3600人的一至两个随军担运团），归属支前机关直接掌握的服务一个月以上的二线转运民工，归各地政府领导在当地完成各项临时运输任务和修桥、筑路的后方临时民工。

为了加强运输供应，我军后勤部门和各地支前领导机关，选定了十几条水陆交通运输干线，根据战役的需要和发展，设立了兵站、粮站、民站、油盐供应站、伤员转运站、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运输供应网。

为保证前后方运输和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发动后方人民大力抢修运输线。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把公路、铁路修复到哪里。随着战役的发展，各地迅速修通了道路、桥梁，从四面八方延伸到前方，津浦、陇海、平汉、胶济铁道逐段提前通车，架设长途电话线路1000多公里。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支前运动，在苏、鲁、豫、皖、冀五省，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西地区，北自山东渤海，南达江苏长江北岸的纵横两三千公里、人口9000多万、面积3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一地区包括当时中原的豫西、豫皖苏，华东的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江淮，华北的冀鲁豫共八个战略区，和济南、潍坊、郑州、开封、洛阳，以及在战役中解放的徐州、商丘、连云港等大中城市。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从后方到前方，从农村到城镇，男女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支前，一切为了胜利，已成为千百万人民的自觉行动。许多党员、干部、劳模带头报名，父子、兄弟争着上前线。丈夫奋勇支前，妻子在后方努力生产，保证支前、生产两不误。各地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人人都在为争取这次决战的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规模空前的淮海大战，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图景。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原设想歼灭淮阴到海州之间的敌军，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这一设想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了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任务。华东野战军执行这一作战方针，获取大胜。至22日，经15天激战，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黄伯韬等部17万余人。

当时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临沂。这是我第二次来临沂。第一次是1947年1月，由华中转移到山东。这次重返临沂，我军已以排山倒海之势，威逼徐州，发起了巨大的，淮海决战。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我心情十分激动。9日，我与鲁中南负责同志研究了该区支前工作。后经郯城、新安镇于16日到达宿迁。宿迁原属淮北根据地，我曾在此工作多年，此次随大军凯旋，倍感亲切。在这里，与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共同研究了我军在追歼黄伯韬兵团作战中急需从华中地区筹措粮草、增调民工、延伸交通运输干线、增设供应线和健全支前机构等项工作，取得了一致意见。

中原人民全力支援中原野战军，解放了商丘，攻克了宿县。迟滞了敌黄维兵团的东援，阻击了蚌埠北援之敌，有力地协同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徐州敌人的战略包围，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

战役的第一阶段，由于战前准备充分，粮食、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比较充裕，部队的后勤供应和伤员转运，初期均未遇到太大困难。只是在战役发起后，我军进展的顺利出乎预料，预设的粮站、兵站、医院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小车、挑子、担架队赶不上急行军的部队，一时粮食供应的问题十分突出。后经过迅速调整，到11日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地区时，各方面的供应都跟上来了。此役，十余万支前民兵，数十万二线转运民工和广大后方临时民工，历尽艰辛，克服困难，担负繁重的战勤任务，保证了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黄伯韬兵团被全歼以后，由豫南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在安徽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陷入我中原野战军的包围。蚌埠、徐洲之敌南北对进，妄图解黄维之围，都遭我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南援不成，放弃徐州向西南逃窜，又被我华野包围于河南永城和江苏肖县（现属安徽）之间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采取消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集团、阻住蚌埠北援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方针，对敌实施作战。从12月3日夜至15日，中原野战军浴血奋战12天，全歼敌黄维兵团和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共12万余人，生俘黄维。这就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在战役第二阶段中，由于战线迅速西移，战役规模扩大，两大野战军集中在豫皖苏三分区一个地区作战，军需供应物资陡增。山东、华中所筹粮食离战区很远，一时难以运到。华北局立即要冀鲁豫调拨粮食一亿斤，中原局也要豫皖苏大力筹粮供应前方。同时豫西、渤海也很快起运军粮，华北、华东调来大批弹药。中原局邓子恢、李达同志得知徐州敌人西逃，立即给华东野战军送来中州币两亿元，并在郑州、开封搜集现粮，车运砀山。战役在豫皖苏地区进行，他们动员全区人民，不惜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大战，及时向前运送粮草、油盐、服装。我军后勤部门迅速组织济南、徐州、开封、郑州等地的人民群众赶制大批被服送往前方。同时赶修交通干线，组织了火车、汽车、民船送输。增设了兵站、粮站、民站、医院和转运站。经过各地紧急动员，一齐努力，前方供应紧张的情况才有所缓和。

百万民工从四面八方汇集战场，他们来自不同地区，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口音，但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信念：保证供应，全歼敌人。当时我们缺乏现代化交通工具，主要靠人背，肩挑，担架抬，小车推，牛车拉，骡马驮。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风雪严寒，日夜奋战在运输线上。那伟大的场面，十分感人。陈毅同志《记淮海前线见闻》的诗词，再现了当年人民支援前线的壮丽情景：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部队连续作战，伤亡不断增加，急需兵源补充。解放区人民响应党提出的“到前线去，到主力去！”的伟大号召，鲁中南、渤海、胶东14个地方基干团（25000人）开赴前线。各地掀起参军热潮，渤海16000名青壮年入伍，胶东万余名子弟兵待命出征，豫西6000名新战士参加主力。新兵源源补充前线，我军愈战愈强，战役前后，仅山东省就动员168000名青壮年入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

各地民兵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在后方保卫生产，肃清土顽，保护交通，维护社会治安；在前方押解俘虏，捕捉散兵，成了野战军的有力助手。豫皖苏夏邑县王楼乡200余人的民兵担架队，一天夜晚发现一股逃敌，他们机智勇敢，一拥而上，全歼逃敌。俘敌团长以下400余名，缴小炮1门，机枪5挺，长短枪200余支。敌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聪，在全军覆灭时化装成商人潜逃，被我豫皖苏民工俘获。敌人完全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2月1日，我军解放战略要地徐州。缴获敌人的170门火炮和大批弹药、被服装具，立即供应前线。广大工人、市民动员起来，组织100多辆私营汽车，数以千计的平车、马车，投入支前行列。铁路员工和铁路沿线农民不到20天就修复了线路，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干线，东到新安镇，西迄洛阳，南抵宿县，北达济南，很快通车。大大加快了支前物资的运输。徐州的公私医院，迅速担负起接受伤员的任务。解放了的徐州，很快成了支援我军作战的重要枢纽和基地。

在前后方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圆满结束。

全歼黄维兵团以后，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我军对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暂缓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当时，雨雪交加，部队需要筹足过冬粮草。道路泥泞，运输方法落后，粮食供应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各地区统一筹划。我和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同志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粟裕同志12月15日报告中央军委，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中央军委12月20日指示总前委，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解决支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总前委派我具体负责筹备。会议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召开，总前委指定我出席，会议由我和傅秋涛同志轮流主持。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协商了共同支前方案，明确了四个地区的分工。决定战场的东南两面归华中区负责供应；战场的北面由山东供应；战场的西南面由豫皖苏供应；此外，冀鲁豫区调小米一亿斤作为后备，由华东支前委员会统一调度。会议对粮食、民工问题，交通问题，战场六种流通货币的币值统一问题，部队元旦、春节的供应问题，以及部队南进时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都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建议。

1949年1月3日，我返回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所在地蔡洼，向华东野战军前委汇报了会议情况，向总前委写了书面报告。10日，接到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复信：

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们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

淮海决战，数百万民工踊跃支前，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宿迁县大兴区千余民工，推着907辆粮车，在风雪中跋涉。木轮车陷在半尺深的泥土里，他们四五个人一辆车，连扛带拉，棉衣被汗水雪水湿透，连续过几个淤泥荡，有时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奋战四昼夜，行程400里，把9万斤大米，全部运到部队。风雪中粮车上没有防雨用具，许多民工脱下蓑衣、棉袄盖上，自己穿着单衣，顶风冒雪推车前进。冀鲁豫区东明县担架队转运伤员时，遇敌机轰炸，四名民工扑到伤员身上掩护。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让伤员二次负伤。结果一个民工受伤，保护了伤员安全。济南战役时，奖励某地民工每人两包饼干，他们都不舍得尝，带到淮海战场，留给伤员吃。伤员不能动，民工们就用自己的茶缸、水瓢给伤员接大小便。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念及，仍令人感动不已。

各地民工、民兵组织，贯彻了党的“把支前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建立了党的支部和政治、文化学习制度。民工们提高了政治觉悟，许多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提拔成千部。胶东、渤海在6万常备民工中，发展党员7259人，提拔干部2046人。许多民工队伍中建立的党支部，形成了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民工队伍中，还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渤海一专区担架团随军服务8个月，征战1万余里，全团90%以上的人立了功。荣获奖旗66面，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模范担架团”的称号。人民支援了战争，战争教育锻炼了人民，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12月下旬，连降大雪。我军阵地上粮弹充裕，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元旦，战士们每人收到一份经中央批准慰劳的年礼：一斤猪肉，五盒纸烟。同时每个战士都得了一个后方人民送来的慰问袋，有的装有军鞋，有的装有花生、红枣、慰问信。而近在咫尺的敌人，却是士气颓丧，粮尽弹缺，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军对敌展开强大的攻心战，向敌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这样，人民支援的大米、白面、热包子、肥猪肉，也成了直接打击敌人的武器。饥寒待毙的蒋军官兵，舍命逃出活地狱，20天内自动来降者达14000余人，相当于敌人两个师的兵力。

战役最后阶段，前方我有60万大军作战，百万常备民工支前，加上6万多起义、投诚人员，32万多俘虏和被我收容的10余万敌军伤兵，前方吃饭人数总计200多万。我参战部队与前后方支前民工比例，接近一兵十民，大大超过了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由于后方的全力支援，民工们的日夜赶运，到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剩有粮食1亿4千多万斤。

从1949年1月6日到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至此，经过66天激战，歼敌555000余人，淮海决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战役期间，有关行政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约计500多万人（其中随军民工约22万，二线转运民工约131万，后方临时民工约391万人），担架23万副，大小车85万辆，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方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10日晚上，我随粟裕代司令员、张震副参谋长，驱车去陈官庄战场。月光普照大地，打扫战场的汽车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战士们还忙着搬运胜利品。一群群的俘虏被押出战场，三三两两的敌伤兵正等待我军收容。战场上一片胜利的喜悦。

从战场归来，心情激荡，赋诗一首《庆淮海战役全胜》：

徐宿肖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

蒋帮陈兵八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

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

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

敌军饥寒交迫日，我师赳赳气昂扬。

四晚总攻同捣蒜，蒋军穷蹙终败亡。

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第五阶段，进军江南（1949年2月至1949年6月）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在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淮海战役经验。陈毅同志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战略方针和指挥艺术的胜利，是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紧密协同，英勇战斗的成果。陈毅同志着重赞扬了人民支前的作用，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这时进行了整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军实施统一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前委改称第三野战军前委，陈毅同志任书记。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军残部退守江南。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加速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总前委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解放京沪杭地区。总前委依据中央指示，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为了胜利实现渡江南进的战略任务，总前委、华东局和三野前委除按照中央二中全会的精神，领导全军进行了思想、政策、军事各项准备外，还领导华东支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渡江作战以及南京、上海等城市解放后各种支前供应问题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组织了东西兵团后勤分部，动员了广大人民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疏通河道，架设长途电话线，筹集和运送粮草军需品等。

淮海战役为渡江作战实施京沪杭战役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华北、中原、山东、华中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我军有了辽阔可靠的后方，有亿万人民的支援。部队装备、机动能力较前增强，交通条件显著改善，有铁路、公路，淮河、运河、涡河。更重要的是有了支援大规模战争的经验。这时长江以北广大新区已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老区民工大批复员。经过连年战争以后，老解放区人民可以休养生息了。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京沪杭，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战役。兵马未动，粮草先筹。充分的后勤供应是前方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战役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支前的规模也是空前巨大的。部队和地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华东支前委员会对战役需要作了详细计算，作出具体计划，重点是粮食供应和渡江船只问题。

粮食：部队与随军民兵、民工，178万人，粮食供应量很大。分配：江淮准备9000万斤，苏北准备1亿斤，皖北准备1.1亿斤，共3亿斤。预计吃到渡江以后，还余下1.5亿斤供应江南。

过江以后，部队、民工及解放战士约计200万，5个月需粮5.3亿斤。上海市500多万人口，每月需9200万斤，南京市每月需3500万斤，每月共需1.2亿斤，5个月要6亿斤，共需11.3亿斤。计划在江南征借9亿斤，江北调运3.5亿斤。

渡江船只：苏北抽调8000只（渡江船2600只，运粮船1200只，随军弹药船1100只，渡江前内河运输船2300只，机动800只），皖北内河抽调10039条，淮河抽调3131条，共21170条。

随军南下民兵：用于维持秩序，解押俘虏，需18个团、两万余人。

船只和水手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部队团以上都建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在各级支前机构和人民的支援下，到4月初，第三野战军搜集到的各类木船，每个军大约可分到500到600只，加上部队自己制造的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基本上解决了第一梯队乘载的需要。船只问题解决以后，做好船工工作就十分重要了。各部队采用的办法是：把首批渡江夺取对岸阵地的部队和船工组织在一起，共同生活、操作；动员上万名船工，训练部队选派的数千名水手：在船工中展开诉苦教育，在部队中展开团结船工的运动；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妥善安排船工家属生活。因为做了这些工作，促进了船工、部队指战员的亲密团结，树立了强渡长江天堑，打倒国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信心。

在党中央《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引下，我军在4月20日开始渡江。当时长江风平浪静，我们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敌人军无斗志，纷纷溃退。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除参加土改工作外，我主要是随军参加支前后勤工作。先在华中、华东，后在中原参加淮海战役，直到渡江，经历了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诸大战役。回顾四年的支前后勤工作，其基本经验是：

（一）四年支前后勤工作，解决了分散落后的农村如何支持高度集中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很多矛盾的：第一个矛盾，作战部队是集中的，但供应战争的人力，粮食是分散的；第二个矛盾，战争是现代化的，部队需要高度机动，而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是落后的；挑子、小车子、老牛拉破车，每人只能挑两发大炮弹；第三个矛盾，战争情况极端复杂，变化多端，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打。由于战线不固定，不一定在准备好了的地方打，因此，既要保证需要，又要适应战线不固定的情况。大批物资运到，部队一转移，马上又出现了因搬运不及而产生的粮食物资安全的矛盾。但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这些矛盾都陆续解决了。人民不仅支持了战争，而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问题就在全面认识战争，认识战争的条件和特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得到人民的拥护。在人民群众中，人力物力丰富，经过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阶级觉悟提高了，只要加以科学组织和调度，就能供应战争。防御阶段在内线作战时，战场是在解放区包围之中。这是解放了的农村，党领导的农民和党有血肉关系：“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这就能使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成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战争。战线虽然不固定，变化多端，但只要科学计算，计划调剂，合理使用，严格管理，就可使组织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适应战争的需要。

抗日战争中，只有战斗供应和部分战役供应。四年解放战争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战役供应还不够，还必须有战略准备。战争向哪里打？如何打？规模怎样？也要早有预计，在战略准备中，考虑战役准备。还要考虑战场波及地带。要把战争需要和人民供应能力同时计算清楚（包括前方和后方，部队与地方）。孙子说：“多算胜少算”。毛主席说：“心中要有数”。我们就是首先心中要有数。

（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既保证战争需要，又坚持自力更生，不断培养民力，供应前方和爱惜民力结合起来；战争观念和群众观念统一起来。最具体的表现是土改、生产、支前密切结合，全面照顾。有五个环节要注意：

1.领导上把三方面任务统一起来，实行“耕战互助”，统一部署工作，丢了一条都不行；

2.全面组织人力，实现出工合理化，实行合理负担；

3.支前工与后方生产工合理交换；

4.发动妇女儿童半劳动力参加生产；

5.不断进行生产救灾，及时医治战争创伤。

（三）满足战争需要和长期打算相结合。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克服片面群众观点，确保战争需要，保证供给。另外，要掌握战区、近战区、后方之间负担相对平衡的原则，不要畸重。不要好征的地方就拼命地多征，“竭泽而渔”，否则会妨碍生产，不能持久地支持战争。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任务。在作战情况下，不管远近，粮弹都要确保供应。部队休整时则要靠近粮区，以节省民力。

一钱一粮都不要浪费，力求节约。

（四）取之于民、取之于己、取之于敌三结合。取之于民上面讲了许多。取之于敌，即以缴获敌人的东西，改善部队装备；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在新区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取之于己，即组织后方生产。在粮食供应上，后方前运、就地筹借这两者是主要的，部队自带粮食和缴获敌人的粮食是辅助的。

（五）把广大后方分散农村的粮食集中起来供应前方，增加部队的机动力，关键是运输问题。我们是凡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肩挑、背背、小车推、牛车拉、牲口驮、担架抬。战争前期是以落后工具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利用缴获的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建立适合新的战争条件的运输制度。

（六）部队需要有统一的、坚强的、系统的后勤机构。随着战争的变化，随时采取机动灵活的科学的供应方法：

1.先期周密准备，掌握机动数字，节约使用；

2.部队携带和地方准备相结合。

（七）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相结合，密切协同。地方上也要有系统的、统一的、强有力的支前后勤机构，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各战略区的支前机构，做了极其出色的工作。

（八）支前后勤是千百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战争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华中分局及各级党委对此都是积极领导、全力支持的。没有这一条将无法供应大规模的战争。整个工作的过程，都贯串着不间断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鼓舞干劲，表扬先进，树立榜样，把供应战争需要变成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同时，还要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搞好同友邻的与群众的关系，坚决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动。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