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参加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淮海人民的支前车队

在四年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同时期中，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领导下，我参加了负责组织华东、中原战场部分地区的支前后勤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战争规模巨大的华东战场上，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数百万民工和数十万民兵踊跃支前，取得了一个个战役的胜利，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真理。

华东我军由内线到外线作战，由解放区打到蒋管区，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有近后方，有远后方，也有一个短期暂时无后方（狭义说）。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其中党领导的人民支前后勤工作，是胜利因素之一。在整个战争中，支前后勤工作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单个地区负担到几个地区共同负担，最后到全国统筹支援的规模。

战争中，华东、中原的主战场有五个变化：战争开始在华中；第二阶段移到山东：第三阶段在中原；第四阶段是淮海战役，肃清长江以北的敌人；第五阶段是渡江进军江南。

第一阶段，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

这一时期战场基本在华中。先在淮南打响，尔后是淮北、苏中，以后是两淮、涟水、宿北和山东临枣线。这时华中野战部队已有42000人，山东野战部队有50000人，连在胶济线的部队共14万人。当时后勤供应对象是按一兵三伕计算。这个时期主要作了三件大事：

（一）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援战争。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遵照党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发出了加速进行土改的指示。各地县委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1946年6月至9月，盐阜、淮海、苏中一、二、九分区土改全部完成。淮南三分区只在仪征、甘泉及盱眙一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淮北七分区只在泗南、泗宿、泗阳有些地区进行，其余大部分地区未动。所有分配过土地的地区，群众情绪高涨，都充分发动起来了。当时完成土改地区的人口有1400万，这对支援战争，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征粮、扩军、敌后游击战争都能迅速、热烈地开展。当时有些地区单纯进行战争动员，放松进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样做不行。农民精神很紧张，愈动员，工作愈不好做。后来改为抓紧土改，结合进行战争动员。这样，土改进行得热火朝天，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解放区，战争动员进行得也很迅速、扎实。战争暴发，苏中泰兴农民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支前，晚上算帐、分田；一部分人上前线，一部分人在村里分田。所以他们的土改、支前工作进行得既快又好。在土改中组织了农民协会，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普遍发展了民兵。假若没有土改、支前，坚持斗争将流于空谈。

（二）把支前后勤工作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战争开始，苏中比较有准备，领导态度坚决，土改支前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做到不丢伤员，不缺粮食，不缺弹药。所以部队对苏中群众全力支援战争，印象很好。在淮北，部队遭到困难较多。战局转到两淮、涟水，山东野战军东渡，华中野战军北移，这一个时期华中后勤支前工作曾一度发生某些混乱现象。部队要求很急，地方准备不够，供不应求，也不及时。当时要从苏中、山东运粮来，赶不上；部队到底怎么打法，地方不清楚，显得比较被动。涟水战役是一个转折。此后，建立了支前后勤机构北线后勤司令部；建立了基层支前组织，全面组织了人力、财力、物力，事先集中适当数量的民工听候调用，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供应；地方与部队密切协同，统一支前后勤工作计划。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华东的后勤工作，才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三）协助分局组织了敌后军民就地坚持斗争。顽军占领华中地区的城镇，野战军北移以后，华中解放区大部分变为敌后。苏中、苏北因为事先有准备，所以能够坚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淮北、淮南的地方部队和领导机构一度撤出，后来根据分局指示，又派部队打回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恢复和坚持了这些地区的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在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下进行支前后勤工作的。陈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在统率华东野战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痛歼蒋军的紧张战斗中，及时指导我们坚决依靠、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完成支前后勤任务、满足前线供应。认真教育部队爱惜解放区的人力和物力，配合全国解放军，去夺取全局的胜利。

1946年5月，华中分局派我去苏中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7月，全面进攻华中苏皖解放区。自卫战争开始，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同志、政治委员谭震林同志，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歼敌六个半旅，约5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树立了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当时苏中地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为了保田保家，一面坚持生产、土改，一面出兵、出粮，组织十多万民工，运送粮、弹，转运伤员，全力支援前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供应前方，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创造了土改、支前、生产三不误的经验。粟裕和谭震林同志指示我及时传播这个经验，从而大大加快了苏中土地改革的步伐。

当时，野战部队可能随战局发展转移，根据这一情况，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指示地方上要在蒋军可能侵占的地区，结合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地镇压敌特和暗藏的地主还乡团分子，主动扑灭蒋军推行“顽化”于未发之前。这样就使解放区军民在主力转移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以后苏中各级党委在华中分局领导下，总结推广了在敌人进攻中加速土地改革，结合生产、支前、武装群众坚持地区斗争的经验，对华中全区的工作推动很大。

8月底，陈毅同志率领山东野战军由淮北泗县东移休整。华中分局通知我北返两淮，负责组织北线后勤工作。我当即赶到驻在淮阴、泗阳间的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司令员处领受任务。这是陈毅同志1945年10月从延安回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看到我很高兴，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对我说明泗县战斗情况和当时敌情以外，特别强调加快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他说，人民的支援是战争取胜的重要环节。他谈到淮北部分地区土改运动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机械阶段论和拖延土改的缺点。我向他汇报了苏中加速土改、组织生产、支援前线的情况。他说，象苏中这样办就好。他还谈到土地改革中，必须团结中农。说邓子恢同志所提“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正确的，对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加快土地改革是有利的。他要我们建立强有力的支前后勤机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搞好土改，发动群众；迅速将人力、财力、物力组织起来，这是首先要做好的。接着，他让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同志谈了部队需要供应的若干事项。

我向华中分局邓子恢同志汇报了陈毅同志的指示，华中分局作了加速土改，加强支前工作和接近敌人地区坚持斗争准备的部署，并由我主持召开了北线后勤工作会议，按陈毅同志指示作了具体安排。

这时正是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初期，作战规模比抗日战争时期大多了，参战的部队也比以前多。过去通常是若干个团联合作战，现在是几十个团协同作战。加之战线不固定，战况紧张多变，保证我军战争需要是多方面的，工作也是复杂的。当时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都很不足，缺乏经验，因而在战争初期，前线供应比较被动。无论在弹药前运、伤员后送或部队交通运输方面，都不能及时地满足部队需要，使我军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为了扭转华中战场初期供应上这种被动局面，陈毅同志给了有力的指导。他十分注意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认为要抓住华中各地土地改革普遍展开的有利形势，进一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组织起来，按战争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度。应选派较强的干部充实后勤机构，组织和带领民工，做好支前工作。为了便于我军机动作战，陈毅同志还派人送手令给我们，要我们迅速完成盐河架桥任务。陈毅同志的指示，华中分局的及时督促，是使我们工作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的关键。这时，华中党政工作，在华中分局领导下，迅速地转入了战时轨道。

9月中旬，我军主动放弃淮阴。10月初，华中野战军在完成苏中歼敌任务后，开始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11月，我军在涟水重创敌七十四师后，在涟水西北陈师庵召开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干部会。会上，陈毅同志作了《华中三个月自卫战争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陈毅同志远大敏锐的战略眼光，灵活求实的策略思想和满怀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陈毅同志号召全军认真学习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消除由于主动放弃淮阴所产生的埋怨、怀疑情绪。这时，战争逐步向山东解放区中心推移，战线逐步缩短，华中、山东野战军逐步统一于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的指挥之下。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作战，我们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整顿了支前后勤工作，健全了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建立各种工作制度，统一调度淮海、盐阜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山东支前机构也给我们支援了部分粮草和民工，增强了我们的供应力量。这就使我们能够在1946年冬和1947年初比较充分地供应了参加宿北战役、鲁南战役部队的需要。

第二阶段，粉碎敌人重点进攻（1947年3月至8月）

1947年1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组为华东野战军。陈毅同志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张云逸、粟裕同志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为副政委。

从莱芜战役到南麻、临朐战役，战争在山东老解放区进行。回旋地带比华中大，部队也增加一倍多，达到35万人。据1947年7月份统计，前后吃粮人数达100多万人。华东局根据前一个时期的经验，在部队转移到山东以后，立即成立了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以郭子化同志为主任，以刘瑞龙、冯平、朱则民等为副主任，建立了前方办事处，委任我为省支委前方办事处主任，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在民工方面组织了常备民工和预备民工。粮食作了三线部署。部队有兵站，民工建立了民站。民兵在支前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莱芜战役出动了40多个团。孟良崮战役使用40多万民兵，沂水坦埠一线由民兵警卫。在几个战役中，民工都起了极大作用。这时陈毅军长写了一篇《如何爱护民工》的文章，对部队、地方、特别是支前后勤工作，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1947年初，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山东临沂以西地区，发起鲁南战役。首歼蒋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于峄县以东。第二阶段又在枣庄全歼蒋军整编第五十一师。战役期间，山东几十万民工奋勇支前，但对“民伕”这个旧社会因袭下来的称呼，群众很不满意。陈毅同志知道后，立即电示：“民伕”是剥削阶级、旧军队奴役人民的称呼，以后要改称“民工”。从此，就没有人再称“民伕”了。

鲁南大捷后，我山东及华中野战军在临沂地区集中休整。华东主要战场转移到山东境内，这时蒋介石误认我军续战能力不强，匆忙制定所谓“鲁南会战计划”。在陇海线和胶济线调来29个旅（师）的兵力，南北对进，妄图逼我在临沂附近决战。

经过七个月的战争锻炼，华东党政军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由于教育不够，在部分干部中也滋长了骄傲情绪和部分部队中出现纪律松懈现象。因战场扩大，华东解放区缩小一半，山东人民负担相应加重。鉴于这些情况，华东局领导党政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动员全党全军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斗争。号召山东人民再接再厉全力进行土改、生产和支前，发展和加强民兵，保卫解放区和土改成果。

华东野战军前委在临沂附近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整体观念，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要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提高全军的群众观点和纪律观念，积极参加农村土改斗争，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实行以战养战，明确树立我们的兵员、武器、弹药取之于敌的思想，反对任意损坏缴获物资的倾向；实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

针对敌人进攻临沂的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作了相应指示。华野前委决定诱敌进到适当地点，选其突出的一路聚而歼之。全军为此进行了各项准备。

1月底，徐州以东陇海线之敌北犯，李仙洲集团自胶济线南犯，企图在沂蒙山区与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同志指示，敌人愈深入愈好，我们打的愈迟愈好，不求急效。必要时可放弃临沂。华东野战军前委建议，甩开陇海之敌，置蒋军重兵于无用之地，我军迅速挥戈北上，求歼南下之李仙洲集团。经毛主席同意，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外，主力千2月中旬冒严寒兼程北上，日行百里，全速前进。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一面电示鲁中区党委动员广大群众全力支援部队，一面急调已向临沂地区集中的支前队伍，掉头北上。一路上，广大群众情绪热烈高涨，保证了我军在长途行军中的供应。地方武装、民兵协助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证了野战军的隐蔽开进。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援和警戒，当时几十万人的大部队向北移动，敌人一点都不知道。蒋介石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西进，急令北线敌军迅速南下。等到北线敌人发觉时，我大军已到了他们面前。

2月19日，我主力部队合围李仙洲集团于莱芜地区，20日全线进攻，23日全歼该敌，共56000多人，活捉了李仙洲。

莱芜战役中，山东解放区人民在战区紧急多变的情况下，经受了考验。在前线服务的民工达60多万，鲁中的党政军民更全力以赴，迅速为我军几十万人组织了粮草供应，出动了40多个子弟兵团参战，有力地配合野战军作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们纷纷送粮、做鞋，家家户户为战士们烙做各种各样的煎饼。有山东老百姓喜欢吃的大裹煎饼、小米煎饼、玉米煎饼、小麦煎饼和高粱酸煎饼。当时人民群众热烈支援前线的情景，至今仍令人难忘。

莱芜战役后，蒋介石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被迫对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自我军主力北移山东，华中地区暂成敌后，整个华东解放区缩小了一半。解放战争的规模愈来愈大，山东人民负担加重了，这样，战争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长期坚持的问题。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于3月中旬在淄川大矿地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在此期间，还分别召开了政治工作、参谋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全军进行了紧张的整训。会议上研究了山东战场我军作战的需要和山东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长期供应的可能性，以及我军如何继续贯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当时我军高度集中，已有大兵团作战经验，装备有了改善，战斗力显著提高。按照当时我军战时的口粮标准（每人1个月45斤）和战时的民工需要（一兵三工）计算，山东解放区支前的人力和物力仍然是比较充裕的。虽然解放区还存在困难，只要做好工作，坚持长期斗争，粉碎敌人进攻是可能的。陈毅同志嘱我按照前委讨论决定的精神，以陈、粟、谭的名义起草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的电稿。

当时代表华东局主持和领导后方动员、组织和调度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工作的是饶漱石、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人。华东局从多方面为我军战胜敌人创造了物质条件。山东解放区当时最重要的是加强战争动员和组织工作，在全党、全军、全解放区人民中确立自力更生，长期打算，以战养战，增产节约，全力支前的观点，加速土改进程，不失时机地发展生产，使土改、生产、支前紧密结合。在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科学地组织支前力量，就能够做到支前人力、物力不枯竭，源源不断地供应战争的需要，改善解放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根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指示，我们及时地改变了前一时期单靠就地取给，就地供应的办法。决定在全解放区范围内统一计划，统一调度，把分散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使用。为适应战争情况和任务多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三线临时民工相结合的完整体制。粮食补给也按照战局的可能发展作了三线部署。野战军各部队按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随军民工。军队打到哪里，常备民工就跟到哪里，机动灵活，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地方上，准备了二线民工。战区组织临时民工就近服务。陈毅同志为此曾专门写了文章推广常备民工制的经验。

在支前力量使用上，实行合理负担和厉行节约的政策。有计划地动员民工，组织支前工合理负担，充分动员男女整半劳动力参加生产。给缺乏劳动力的军属、工属代耕代种，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这对于部队在前线安心打仗，减少前线民工的后顾之忧关系很大。我们还注意了在努力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到严格制度，按照实际需要要民工，领粮食，领物资，反对浮报冒领。能够少要就少要，保持一定的机动数量，保证战争的正常供应。

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和前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强调整顿和加强部队纪律。地方上发动拥军优属运动，部队同时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号召全军爱护解放区的一草一木，爱惜人力物力，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加强军民团结，坚决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

5月中旬，蒋军以自评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为骨干，猖狂进犯鲁中山区，其中七十四师突出于左右友邻之前，直逼我坦埠前沿阵地。当时，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在坦埠东北之西王庄。那时王庄山沟中桃花盛开如海，陈毅同志非常高兴地与张茜同志、陈士榘同志和我一起在桃花丛中照了相。他非常风趣地把七十四师比作“喂肥了的猪自己送上门来”。提出了“活捉张灵甫”的口号，发起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同志辅助陈毅同志指挥了这个战役，孟良崮战役于5月13日开始，到16日结束，一举全歼七十四师3万多人。战役期间，鲁中及其他各地的支前力量，共有7万随军民工、15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支前队伍。他们不顾敌机、敌炮的袭击，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赶运粮食、弹药，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在七十四师进犯时，我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敌军每到一处，找不到吃的，找不到人，一筹莫展，进退两难。当敌人被我军层层包围起来时，战区人民迅速赶回来，参加支前后勤工作。

19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前委任命我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在基本上粉碎蒋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主力组成外线兵团，转入外线作战。9月，刘邓大军（即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渡过黄河，跨越陇海路挺进大别山区，揭开了我军大反攻的序幕。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同志率领挺进鲁西南，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作战。

为了解决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远离后方所产生的难以保证正常供应的困难，我们按照陈毅同志和前委的指示，动员和组织全军人人都做后勤保障工作。每人携带1天至3天的口粮，携带一定基数的弹药。认真搜集战利品，坚决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一切缴获要归公”。做到在一般情况下不缺口粮，不缺弹药。各级部队都组织工作队（小组）自己筹粮筹草。发动群众参加解放区建设。毛泽东同志指示：“把战争后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依靠群众解决困难。”

在部队遇到难以保证正常供应的情况时，华东局在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同志倡导下，曾经及时地采取紧急措施，度过了难关。1947年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南下豫皖苏边区。南下途中，有两件事粟裕同志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关于精简野战军直属单位给夏光、王德、刘先胜同志和我的信，信中说；

野直太庞大，昨晚常备行军，即混乱不堪，如将来战略行军或战斗转移就更麻烦，甚至有危险。兹特提出如下意见以供整理参考：

1.继续精简，充实战斗连队。但精简要能收效，必须精简干部，才能精简杂务人员，以充实连队。

2.各部门工作杂务人员，应首先定出其每人每日应服务多少时间来定数额，不能先定数额就去工作，否则人多事少，并应尽量提高其工作效率。

3.供给部无东西可供。除少数会计人员外，其余可分散到当地各分区埋伏，既可减少庞杂，又可使他们与地方联系，而进行一些购制补给品工作。

4.卫生部之医院，亦可分散设于各分区接收伤员，仅要其负责人及转运站随队行动即可。

5.政治部人员除分到各分区外，可抽出一批组织民运队，准备随各分遣队（拟派一，四纵出去任分遣）行动，以便进行群众工作。

6.以后直属队以及各纵队出发，应严密地定路线及分梯队出发（如一大队7时出发至8时走完，二大队8时出发至8时半走完），以人数多寡定时间长短，以免拥挤与疲劳。

以上各点供参考，如同意，请计划行之。

粟裕 17日上午

这是粟裕同志在战争中考虑问题周密细致、从严治军的一个范例。

另一件事是同年9月7日，粟裕同志关于沙土集战役给我的信。沙土集战役是我华野外线兵团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仗。经两天战斗，全歼蒋军五十七师，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粟裕同志给我的信上说；

刘参谋长瑞龙同志：

我们正包围攻击五十七师于沙土集、双庙及其以北地区，但参战部队除六纵有迫炮弹外（十纵任钳制），其余均无炮弹，对作战影响甚大。而此战又关系我军今后之能否在鲁西南站脚的重大关键。因此，请尽一切努力，迅速将迫炮及山炮、六○炮弹往前送，越快越好，越能往前送越好，望切实办到，万勿延误，至盼至盼。

并致

敬礼

粟裕9月7日晨

信后又附具体指示说；

“迫炮弹不必全部发光。给一、三、四、八纵每门炮配40发至50发即可，多余的炮弹暂留河北。手榴弹每人发四枚，余数亦存河北岸。各色子弹则可全部发完。炸药如到得多，则每纵可发5000斤，否则按已到数平均分发。小炮弹每炮限30发，余数暂存。六○炮弹可全部发出。

我接指示后，立即调用一切运输力量，如数将弹药运到前线，满足了战役的需要。

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感到粟裕同志不仅从战略上部署战役，而且切实从事战役的组织和指导，随时了解战役的补给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迅速给以解决。

由于华东党政军系统坚决实行了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在全党全民中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战胜蒋灾、天灾，保证了前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