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初期工作重心转移若干问题论析【2】

二、工作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则——兼顾好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

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陌生而棘手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而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的过程中，特别要强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兼顾好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这几个方面。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即开始有一部分人有些不重视农村起来，出现了城市与农村配合不好、城乡脱节的现象。对此，西南局进行了揭示，邓小平在他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一文中指出：“几个月来我党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经验。”但是在贯彻工作重心转移战略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没有理解好中央方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从而导致“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或者票子到乡一下去买不到粮、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货膨胀，粮煤不济，人心惶惶不安”。[14]

华中局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949年长江日报7月9日社论指出：自从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公布以后，特别是当此胜利迅速发展、取得了不少城市以后，我们干部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极堪注意的问题。一种思想就是以为革命胜利了，从此应该享受一下，因此只愿意进城，不愿意下乡；只愿意做工业工作，不愿意做农民工作。有这种思想的人，口头上也可以赞成回到农民中去，实际上是害怕艰苦的，这种人就是在城市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做好的。另一种情形则是机械地歪曲了七届二中全会以城市为重心的决定，尽管他那里没有工业，或全部没有或其中仅有极其微小的工业，他依然集中了最多的干部在城市里，把领导的重心放在城市里，一任广大农村受尽恶霸土匪特务的残酷剥削，甚至威胁群众向革命进攻。[15]可以看出，对于干部思想的变化，除了以上指出的没有正确理解好中央方针之外，还有一种主观上逃避的因素存在。

而最早意识到干部这种思想变化并提出要预防的则是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在东北时，就发现一些干部有留恋城市倾向，不愿到农村做艰苦工作，省委必须明确方针，才好统一干部认识、思想，以利工作。[16]

实际上，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要准备向城市转移的时候，毛泽东就提醒大家：“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17]

应该说，中共过去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现在要集中更多的精力，在城乡兼顾上做好，既要把城市工作搞好，又不能忽视农村工作。这是因为中共作为一个即将在全国执政的政党，已经不是当初那种只顾在乡村发展积蓄力量的政党了，它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但是怎样兼顾城乡呢？正如薄一波所说的，这是“一篇复杂的大文章”，[18]必须是两个拳头都要硬，既要抓好农村，又要抓好城市。根据华北的情况，薄一波指出：进城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而在华中、西南、西北，由于情况的不同，各大区的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要暂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创造发展城市的条件和基础。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工业发展相对落后。无论是在华中，还是在西南、西北，农村人口均占全国的大多数，一般都达到90%左右，而城市人口则比例相对较少。

第二，农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目前农村还是封建的农村。在当时来讲，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广大农村在政治上是初步解放了，但实际的政治统治者却仍然是表面上失势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在经济上则几乎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19]所以需要进行清匪、反霸斗争，做好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20]

第三，支援前线需要农村的配合。在过去，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曾经在农村中进行过无数次的无情榨取，这就使得农村更加贫困，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惨不忍睹。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物资的供应和原料的由来，这需要“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运输、和人力补充等问题”。[21]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发展农村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没有革命的乡村，就没有革命的城市”，“封建的乡村绝对不能把民主的城市搞好”，“没有乡村，城市是死的，成为一大包袱”，“孤立的城市，经济是无法稳定的”。[22]

实际上，无论是华北局提出的进城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还是华中、西南、西北局提出的“要暂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都是在强调将城乡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二者都应该放在一个重要位置去权衡考量。

正是在上述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大区作了动员，发出了广大干部青年要“到农村去，到农民群众中去”的号召。[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