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2】

二、庐山会议的具体“退”与抽象“进”

邓小平主持了庐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粮食短缺，降低重工业“高指标”是突破口。为了保证这项调整更符合实际，他专程赴东北调研保证鞍钢冶炼设备开工2/3的措施问题。邓小平在听取宋任穷汇报后指出：“以钢为代表的重工业，产量从一千八百万吨减到一千万吨是个限度。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现在讲农轻重，‘农、轻’是上，‘重’是下。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是‘重’一马当先，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8-1649页。】但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钢产量指标只完成了45%。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时，邓小平批评说：“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他指示：“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李富春提出：“如果今明两年内，大家还是追指标、追项目，不退下来调整，就要犯错误。”【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8月11日）。】周恩来也赞同要“坚决退够”，他说：现在“要讲不大好的形势，对工业、城市问题，应吸取深刻的教训”，“不能老是追求数字，瞎指挥，如果再不意识到就要负更大的责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1、426页。】。

庐山会议从1961年8月23日开到9月16日，一共开了25天。粮食问题是主要议程。但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环节，仍然是重工业“高指标”问题。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毛泽东用了三个“不甚了了”来形容经过大挫折后对搞社会主义“没有把握”的心态。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8-1169页。】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主义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和发展的。1953年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这在客观上要求全体人民不能不节衣缩食，有人呼吁政府“施仁政”，毛泽东曾以“大仁政”回应，所谓“大仁政”就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9月12日）。】。但三年“大跃进”运动中，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2.3%，第一个五年只有18%；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444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80万吨；煤产量平均每年增加9045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1285万吨”【《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虽然这个统计数字是庐山会议作为“大跃进”成绩提出来的，但李富春仍旧反思说：“三年的工业平均发展速度是44%，但是大跃进到什么程度值得从工农业水平研究，我们的问题是缺乏从实际出发，到底和应当快多少，没有解决。到1960年下半年才真正认识到农业是短腿，工业是长腿。”【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重工业计划指标要以农业能够为城镇提供的商品粮为基础，这是“大跃进”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李富春承担了重工业“高指标”的主要责任。9月2日，他在庐山会议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三年“大跃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梳理。他认为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段时间。他说：1960年定了“以18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计划内和计划外基本建设投资为384亿元，比任何一年都大得多。到去年第四季度，仍孤立保钢，使各方面都绷得很紧，这就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李富春提出：“这几年计划指标过高，国家计委，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再次提出，重工业“高指标”，“要退下来才能调整，要退够才能调整”。【李富春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1961年9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赞成李富春的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页。】。

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对形势分析和困难成因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作出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然而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各地直陈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况，则说明即使对重工业“高指标”进行大调整，经济形势也不会立即好起来，“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8日）。】。从省以下的情况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多吃点，农业恢复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19页。】。因此，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确定第四季度上调的32亿斤粮食也是困难重重。

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当前粮食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面对征粮任务，省级领导们各有苦衷。河南“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广西今年不但遭受自然灾害，还加上“五风”为患，而且有些灾情是两三年累积下来的。江西“到现在为止，灾情仍比较严重”，“如果外调粮食超过七亿五千万斤以上，势必要挤农民的口粮，或者过多压缩其他用粮，挤得过分了，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要压缩2亿斤粮食供应意味着市区每人要压缩30斤左右，包括郊区每人也要压缩20斤左右。江苏苏州地区几年来调出任务大大增加，口粮大大降低，体质减弱，人口死亡率增高。“福建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只有25.8斤，油二两，已到不能再压的程度了。如再压，不仅生产不能维持，而且城市还可能出问题。浙江5月中旬以来，连续遭到风、水、旱、虫灾，特别是6月中旬以后的旱灾，时间长，范围广，超过了1953年。加之农村‘五风’破坏生产力的影响，粮食产量将比原计划减少15亿斤左右”。“山东今年灾情仍然严重，购销逆差9亿斤，原打算除中央已经答应调给4亿斤外，还希望中央给予照顾”。“安徽今年的旱情比1959年的还严重。省库存还是上年期末存的1.8亿斤，以全省人口相比，每人不足6斤，万一出问题，没有一点周转余地”。吉林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现在已经开始采伐山上可以替代食品的原料，但是如果口粮压得再低也过不去。黑龙江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征购大大超过了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它的后果不仅是降低了消费水平，挖空了储备，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农村的生产力。辽宁农村口粮按250斤安排，每人每天只能吃6.85两原粮。如果征购30亿斤，则农村口粮只能达到204斤，比1960年至1961年的农村口粮标准239斤还低。现在又还普遍啃青。今年这样下去，明年的情况将更严重。【参见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西南组第1号（1961年8月25日）；中南组第5号（1961年8月29日）；华东组第1、2、3、4号（1961年8月25日）；东北组第1、2、3号（1961年8月25、26日）。】

如此看来，省级领导们在粮食征购上处于两难境地。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说：“有些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中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即主要由粮食征购而来，而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征购上的矛盾，也成为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但省级干部对“分散主义”并不认账。【参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探究起来，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仍是首要原因。

有人在分组讨论中呼吁：“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丰富，总结起来十分宝贵，现在是一个转机，该是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刘少奇痛心地说：如果现在即使没有饭吃，有充分的煤，头脑还是不会这样清醒的。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呢？刘少奇提出：“灾区要早下手，开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还来得及，灾区应该苦一点，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打算，作个安排，这样不会打击积极性，又保护了收成好的地区的积极性。城市减人要抓紧，现在减人还可以赶上秋收秋种。你们讨论一下，搞一个减人方案，各部部长都在这里，大家当面商量，定下来后马上行动，以后要人时再请。在这个问题上要下狠心。”一些同志提出：“方针是大调整。如何调整？大家认为要根据两个东西，一是人吃的粮食；一是工业吃的粮食--煤炭。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有多少粮食能够养多少非农业人口，就办多少企业、事业。有多少煤炭，就办多少工业，以粮食为基础，以煤炭为基础。”【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中南组第1、3、8号（1961年8月26、29日，9月3日）。】这些既尖锐又实在的意见，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形势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调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实际。

毛泽东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他在中央常委会议的讲话中对形势判断持乐观态度。他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有关权威著作对此评论说：“这是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9-1170页。】这个乐观情绪与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思维方式有关。毛泽东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得1万多人了，吹牛皮还说有4万人。人是少了，但强了、精了。以后几年发展到120万人。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问题要认识一致。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一定能够搞得好。认识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毛泽东在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中央常委讨论关于工业问题指示时的发言（1961年9月）。】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即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赋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70页。】。

9月5日，邓小平作了被认为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58页。】讲话。他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最近三年的估计”。邓小平说：“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在六十条讨论中、在传达五月会议中、在几级干部大鸣大放中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我们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邓小平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三年大跃进证明总路线可能，大跃进可能。教训就是搞过了一些。”关于“大跃进”的十条成绩，“柯老（即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引者注）提成绩八条，还要加两条，一条是工业上党的领导加强了，特别是在文教战线树立了党的领导。另一条是我们各级党委摸了工业，学了工业，总比过去懂得多一些”。关于今后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我们讲退够，是积极的，要有一条线。退到保命的限度也就够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邓小平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大跃进”十条成绩与“进”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纠偏性质。会议结束后，这十条成绩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发出，供各部委党组在讨论庐山会议工业问题时参考。“大跃进”十条成绩包括：（1）三年“大跃进”中，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2）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3）技术力量有了迅速增长。（4）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增加了许多新品种产品。（5）工业地区布局分布已比过去合理。（6）对地质资源的埋藏量有了更多了解。（7）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8）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的飞跃。（9）在工业建设中加强了党的领导，管理工业的各级党委学到了领导工业的经验，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了过去脱离党，脱离群众而独断专行的“一长制”。（10）企业中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广大职工队伍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冷冷清清办工业的局面。【《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这十条成绩是“进”的基础，也是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但怎么“进”？要“进”到什么程度？在实践中则成为抽象概念，甚至只成为精神上“鼓足干劲”的动力；而重工业“高指标”的“退”则落到了实处。庐山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32页。】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61年钢产量降至850万吨、煤产量降至2.74亿吨；1962年，钢产量降至750万吨，煤产量降至2.5亿吨。

中央承担了三年“大跃进”缺点错误的主要责任，怎样教育基层干部则成为现实问题。庐山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于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指出：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文件特别要求“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训练”。【《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961年9月15日）。】没有资料显示这次轮训在基层干部中引起的反响，但七千人大会前后基层干部宣泄的怨气则显露出他们内心深处对如此问责的抵触情绪。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正式讲话，主要是几次插话。《刘少奇年谱（1898-1969）》只记录了两次：一次是8月28日，在李先念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时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一次是9月10日，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38、539页。】《刘少奇传（1898-1969）》对这次会议的介绍更简单，只有几百个字参【见《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08-809页。】。所以，我们不能得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对形势判断的真实想法。但庐山会议上大多数省市反映严重缺粮的现实表明：困难时期还没有真正过去，毛泽东关于形势“一天天向上升了”的估计显然是乐观了。

按照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中央发出的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主要精神就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1页。】。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在对“大跃进”严重挫折的分析中，刘少奇重提北京会议上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使困难成因中的“人祸”因素在更大范围凸显出来。【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在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起草中间，刘少奇“坚持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对“重病要用猛药”【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3、41页。】。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汇报中说：1958年以来4年间，国家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些”。这个数字让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承认现在是“非常时期”，“困难很大，还没有到谷底”。【《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49页；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2012年第3期。】陈云亦赞同这个判断，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困难和六个方面的应对措施。在讨论中，彭真提出会议的判断与毛泽东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不同。刘少奇则说：“一个会议做一种估计，后来认识发展了，又做一种估计，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啊！问题是这个意见、这个判断符合不符合实际。”【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2012年第3期。】在1962年5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认为只有正视困难，才能“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55页。】。5月26日，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在最大的困难面前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此次会议后形成了“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新局面，重点是陈云提出的用“伤筋动骨”【《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2页。】的办法调整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会议之后各项调整措施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8000多个；1962年1月至8月，精减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此外，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看法大体一致或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0页。】邓小平还引用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表明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但是，七千人大会发扬的党内民主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痛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黑暗风”具有统领作用。困难说透了，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就躲不开、绕不过。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和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4年后，中国走上了 “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可以从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的“大跃进”经验教训中看到踪影。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所说：“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因此，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他说：“如果不坚决革除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33页。】5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能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迪。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