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

（摘要〕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对粮食问题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形势从此“一天天向上”。但各地粮食短缺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由此，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关键词〕农业；重工业；高指标；高征购；人祸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及其所蕴涵的“变局”【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为学术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个“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就开始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关注重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现端倪。刘少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的判断，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得到邓小平的认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42页。】。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庐山会议）确定了重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天向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但各地粮食严重短缺的现实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重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正视困难，确定了“伤筋动骨”调整的方针，由此形成“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局面。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北京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北京会议是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大跃进”运动以来缺点错误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已接近半瘫痪状态，然而中央对困难成因的判断依然未切准脉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把粮食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咎为坏人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中央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反对“走过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页。】。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但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挫是一剂使人清醒的猛药。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到“大跃进”的口号在1961年还能不能提时，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09页。】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页。】。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会议中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即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269页。】。会议通知下发后，中央和各省、市、区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8页。】。从年初到北京会议召开之前，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逐渐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并坦率地为这几年工农业“高指标”承担了责任。他认为责任就在于调查研究少了，而且责备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毛泽东还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没有坚持反“左”，他感叹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1135页。】。刘少奇反思的重点是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他认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页。要求各行业“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会后，全国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共产风”随之又泛滥起来。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关于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的钢产量指标为2040万吨。钢产量的变化，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又提出全国大炼“争气钢”，要争取当年生产2000万吨钢，从而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页）。】在如何分析缺点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定论【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27页。】。中央领导人承认“大跃进”运动中有缺点错误，这就为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开了好头。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针对粮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会议期间，毛泽东共有四次讲话。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主要讲退赔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几年我们政策执行得不好，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5月23日）。】。他开诚布公地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讲。搞钢铁我也是满腔热情，劲头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我这话一直讲它几年，你们做好了，听厌了，我不讲了。【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6月8日）。】毛泽东对“高指标”、“高征购”的批评相当严厉，并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但“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原因，他没有过多涉及。

由于前期调查研究接触了实际，分组讨论中许多同志的发言触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热议的问题，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现端倪。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什么两次刮‘共产风’，今后如何能够不再刮？”关键是要保证有“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党内民主”。“1957年以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发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只强调集中，只强调纪律，只强调统一意志，忽视民主，忽视自由，忽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宁左勿右’成为一个时期事实上存在的风气。要用长期的工作，耐心地来改变这个风气，还要定出一定制度出来，才能保证不再刮‘共产风’。”有人说：“几年来，不仅是下边，在县以上拔白旗、反右倾，处分了很多人。党内是非不清，干部谨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说‘这几年是在敌我分界线上工作’，上下不通气，关系很不正常。”【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5、7号（1961年5月23日、24日）。】有人批评说：“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是有削弱。说是政治挂帅，不少地方成了书记个人决定问题，特别是第一书记不点头，什么事都不能办。党的政策、重大问题，却很少集体讨论，这实际上是没有政治挂帅”。“党内民主生活是个大事，要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然，整了风，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个制度，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

联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些同志还反思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问题。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庐山会议期间和以后，全党范围内的主要倾向不一定到处都是右的。特别是把反右倾的口号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影响更大……作为全党、全国范围来讲，当时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而不是右。”有人说：“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在农村中来了个反右倾斗争，来了个公共食堂万岁，来了几个大办，现在看来，这和当时农村实际情况是背道而驰的，以致造成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严重情况”，“去年北戴河会议强调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对国内的经济工作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使经济工作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其后果证明是不好的。1958年下半年，指标过高、政策过左、党内斗争过火、下面说假话，是上面高指标、瞎指挥、命令风造成的。”有人认为：“我们在传达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其（指彭德怀等人--引者注）与当时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联系起来了，食堂问题、大办钢铁问题、指标高低问题，把对这些具体工作的看法，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这就压抑了党内民主，从此具体政策、具体工作的不同意见就不容易听到了。上下不大通气，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从分清是非和平反做起。”也有人提出：“党内风气值得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今后对于少数反面意见应该加以保护，这样才可能有争论，只有争论才能发展真理，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没有争论，并没有好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三组（中南、华北）第3、5、6号（1961年5月24、25日）。】有人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工矿企业的影响指出：“兰州的厂子最乱，许多厂子的机械设备破损严重，事故很多，不能正常生产。这是由于上层建筑影响生产关系，又影响生产力。在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中，有八个厂子被整成是‘反党集团’，统统拉去劳教。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够得上‘反党集团’。”有人提出：“王任重同志给主席的信中说‘有些地方病人、死人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现在有些地方看到死人，就笼统地说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工作组下去不去调查真实原因，而单纯去找漏划地、富。这种调查方法就一定要犯错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12、35号（1961年5月26日、6月5日）。】有人强调：“现在文风之坏，不可容忍。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说成资产阶级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在践踏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后不许乱用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简报（文教组）（1961年6月2日）。】

从上述发言可见，1958年以后引发“共产风”的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瞎指挥、命令风是伴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内外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决策上的独断专行而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既阻塞了党内外民主的言路，也成为决策上独断专行的保护伞。宁“左”勿右，动辄以“革命”的名义，不仅窒息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也助长了一些人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干荒唐事的借口。邓小平后来反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这是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重要诠释。

5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更透彻地分析了“大跃进”的严重困难及成因。第一，中央应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负责。刘少奇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上”，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这就造成“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高指标、高征购”、 工业“高指标”，“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起责任的”。第二，困难成因主要是“人祸”。刘少奇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第三，警惕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338页。】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七分人祸”，中央难脱其责。在中央应负的责任中，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是重点，这就把对“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反思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这无疑也是“七分人祸”的症结所在。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钢，就会出现“溃退”了，也就会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

同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他强调：“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必须放慢建设速度。”【《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邓小平也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2页。】从粮食短缺窥见重工业速度，邓小平寥寥几句便抓住了刘少奇所说“七分人祸”的重点。这些意见表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问题发生在基层，根子还是在中央决策层，关键在于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首先是把居高不下的重工业“高指标”降下来；其次是把城镇人口减下来，这是走出“大跃进”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次会议调整的结果：煤由原来的4.36亿吨减到3.13亿吨，钢由原来的1845万吨减到1000万至1100万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仍然认为这个钢指标过高，并提出重工业一定要“退够”的建议【李富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再度调整指标。毛泽东在李富春发言时插话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不退，你有什么办法？【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1年6月12日）。】

会议于6月12日上午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作出反省，但仍坚持关于彭、黄、张、周错误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认为“共产风”发生的原因：一是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五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大办文教、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毛泽东认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他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教育干部”的问题（这篇讲话在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的时候，篇名就叫做《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简单地从“教育干部”方面“总结经验”，有些不那么让人服气。但“教育干部”对“五风”盛行的地区的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认为：在座的都是先生，“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277页。】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7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140页。】但笔者认为，用此句话来概括北京会议也很合适，七千人大会则应该用“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来评价可能更恰当一些。历史地看，北京会议分组讨论中热议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抓住了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刘少奇关于“七分人祸”的判断，锁定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抓住了困难成因的关键和中央应负的责任。七千人大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正是在这两方面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