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1978年历史转折【2】

二、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的关系

（一）两次外事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作用。

邓小平11月26日会见民社党访华团后，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外国媒体。日本时事社当天以《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为题，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到东京，日本共同社于当日晚进行了报道，美联、法新、合众、路透等西方四大通讯社也先后于当日晚作了转播。对外媒的迅速反应及内容，新华社《参考资料》作了报道。

11月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有关情况。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可否传达？华国锋表示，谈话可以传达。这成为这次外事谈话在会议上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于28日将谈话印发给与会者。（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60页。）

再来看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内容，发挥作用的速度更快。27日邓小平与诺瓦克谈话结束已经是中午12点10分，当天，新华社发了一则简要消息。外交部新闻司编写了《外国记者情况简报》，反映了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新华社的消息发表于11月28日《人民日报》，与邓小平会见佐佐木的报道同篇；外交部的《简报》也于28日由会议秘书组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于是，邓小平的两次外事谈话共同在会内发挥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党内所接受。

要评价这两次谈话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把握邓小平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发挥作用，还要看邓小平在这一期间的整体行动。

（二）两次外事谈话与邓小平同期其他行动的关系。

邓小平为推动历史转折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外事谈话、国内讲话、“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

首先，外事谈话。上述两次谈话是典型代表，此外，邓小平还在多次外事谈话中提出很多重要观点。紧接着上述两次谈话，11月28日上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29日上午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邓小平都发表了重要谈话。比如在会见竹入义胜时，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3页。）本文之所以特别提11月26日和27日的两次谈话，原因在于这两次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而28日、29日的谈话并没有传达，新华社的报道也极其简略，在中央工作会议亲历者的各种回忆中更是完全没有痕迹。即使后两次谈话对国内政治有作用，也是在前两次谈话基础上的加强，实际作用不可等量齐观。

其次，国内讲话。最为典型的是11月25日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时的讲话，以及前文所述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整体来看，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中心思想一致，基本观点相同。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紧密联系国内形势，而在国内讲话中则善于以国际视野来看待问题，考虑国内政局和政策的国际影响。他之所以提出人事安排上“只进不出”的原则，原因即在于：“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可以说，邓小平的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相辅相成，共同对国内政治发生作用。

最后，“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历史文献的形成、发表和意义，一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这里不再赘述。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系列行动间的相互关系。大致来说，“宣言书”的起草是邓小平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是他这一阶段整体思路的集大成，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宣言书”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毫无疑问。但如同解放战争仅仅拥有“三大战役”是不够的，之前还需要一系列的中小战役的胜利打基础一样，邓小平此前一系列的国内讲话和外事谈话，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宣言书”发表前，这些谈话和讲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通过各种渠道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进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为“宣言书”的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主要发挥引导作用。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主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众所周知，历史转折得以实现，最初是由于邓小平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讨论中的激烈争论构成实现转折的主要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邓小平一个人，而是来自全体与会同志。甚至包括在会议上受到批评的一些同志，他们也没有强行压制会议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检讨，顺应了局势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历史转折的实现。

转折力量的爆发是针对解决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这种力量是强大的，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引导，可能会造成党的领导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破”然后需要“立”。邓小平通过包括外事谈话在内的一系列行动，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向前看，保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最主要作用，当然这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