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1978年历史转折【3】

三、邓小平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

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以上讨论的是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即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其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往往会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在邓小平众多的外事谈话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

比如，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再如，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宴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又如，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比如，1987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阐述了影响深远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等。

从这些鲜活的事例中，我们不禁要为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思想感到叹服。那么，为什么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观点是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出的呢？简单分析，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从现实层面看，要考虑国内的接受程度。譬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当时在国内提出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所以邓小平在国内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包括这次外事谈话，在很长一个时期也没有在国内公布。

其次，可以向世界明确传递积极信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多重要观点，是邓小平在为外宾介绍国内情况、阐述未来方向的时候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传递积极信号，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一点在上述两次外事谈话中体现得很明显，谈的是国内问题，意图是让外界更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

再次，外事谈话中的坦率深入，妙语迭出，体现出邓小平鲜明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不回避敏感问题，真诚坦率，既立场坚定又幽默风趣，思想深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曾经采访过邓小平的法拉奇后来曾说过：“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伟人的睿智和风范至今难忘--英文翻译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二）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在关注邓小平外事谈话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从一次外事谈话到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同佐佐木的谈话为例，邓小平进行谈话之后，首先经过了国外媒体的归纳、报道，总结为19条；随后又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获悉、认同、请示、讨论和传达等诸多程序；最后由会议秘书组以会议文件形式下发，最终发挥出其影响力。如果不去探寻其中的过程，仅看到有关材料记载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便下结论，往往会造成研究的失误。

总之，邓小平1978年11月底与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党史研究上一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实际上在历史转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而发，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当充分关注一些重要的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

〔作者周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