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瞿秋白【2】

编辑中共中央报刊

回国后，党对他寄予厚望，决定让他担任《新青年》季刊和《前锋》的主编，并参与《向导》的编辑工作。《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随陈独秀入北大，吹奏起五四运动的号角。接着又随陈独秀再进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来因故休刊。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瞿秋白将其编成“共产国际”专号，封面和刊名都由他设计和题写。他还撰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文章。时隔半个月，《前锋》创刊，他又撰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他的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向导》上发表。《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也常有他的文章。

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共撰写200篇文章，共有100多万字。郭沫若曾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回忆：“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他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新青年》和《前锋》，深受党内读者喜爱，当党内同志称赞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他则认真地回答道：“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他的文章提出很多崭新的政治问题。他说：“务使最易组织最具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重视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当各种错误思想流派，如“东方文化优越论”、“生命主义论”、“自然主义人生观”和“实验主义”等，如潮般涌来时，他立即撰文予以批驳，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维护全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也为他几年后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他任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不久，上海兴起“二月罢工”，他连续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肯定工人的历史地位，鼓励工人要在“中国民族的总斗争中”，“自然奋起而领导他”。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在《向导》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革命伟绩，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孙中山先生虽死，中国平民这种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五四运动6周年来临之际，他又在《向导》发表文章，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此时兴起并活跃于广东的农民运动，对他的思路很有启迪，他看到，“南方的农民”，“已经开始做有组织的斗争，而且赞助民族革命。”所以，他认为，只要工农团结起来，便可以“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商务印书馆为表示爱国热忱，拿出一万元的资金给职工办《公理日报》。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面前，这份报纸以温良、中庸的态度，欲向强盗讨回公理，显得何等天真和软弱。他极不满意这份报纸，对中央宣传部秘书郑超麟说：“世界上那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将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调来，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为主编，负责撰写社论，其它栏目的文章由郑超麟、沈泽民、何味辛等人去编写。

《热血日报》于6月4日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他题写报头，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了顶点，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些社论、短评和专论，对于指导五卅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热血日报》很有读者群，销售量竟达3万份，以至山东、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6月27日，《热血日报》出至24期后，便被封禁了。他本打想从《热血日报》中选出20篇社论出一单行本。郑超麟曾见他在选出的社论上写道：“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明年月日。”

编辑的最后二份机关报

八七会议后，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决定创办《布尔塞维克》，以代替已经停刊的《向导》，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每周都要来编辑部，代表中央指导编辑工作。大革命失败的晦暗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一面屠杀工农，一面又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所以，《布尔塞维克》的首要任务便是揭穿他们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瞿秋白在所撰写的发刊词中，便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伪三民主义的反动和危害。他说，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他还发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历史地、科学地评析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但是，“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

当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起义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布尔塞维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广州起义爆发时，《布尔塞维克》连出3期专刊，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撰写《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等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豪绅及资产阶级，中国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是，《布尔塞维克》又几乎与他的左倾盲动错误相始相终，左倾盲动的错误主张，大多由此而传播、扩散开来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布尔塞维克》的遗憾。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他被排挤出中央，不得不接受王明等强加的各种罪名。他已是筋疲力尽，并且复发肺病。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在上海养病。在上海时，他读到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红色中华》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些细节和技术上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于是，他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1933年8月7日《斗争》上，他提议《红色中华》应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他特别建议组织工农兵通讯活动，让工农群众和士兵撰写通讯，办一份“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

半年后，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他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进《红色中华》。但是，当时左倾路线甚嚣尘上，他没有发言权，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在巩固中央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红色中华》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但是，它又同时宣传了左倾路线和策略，给革命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他对《红色中华》最显明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支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守在江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曾是他的部下的庄东晓回忆道：“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瞿秋白是位知识型政治领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生命之旅，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但是，他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感，他所努力去做的文化事业，他所编辑的众多的报刊，无疑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和卓著的功勋价值。

原载：《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