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瞿秋白

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办刊生涯。五四运动时，他因呼唤民主而编辑《新社会》，后又为《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并缘此而走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索之路。回国后，他又为中国共产党编辑了许多报刊。他青春年华的精力、智慧、才气，都无私地奉献于此，这些报刊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实证。

《新社会》和《人道》

瞿秋白的朋友郑振铎因常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读难得的俄罗斯小说，而和青年会学习干事孔某成为朋友，郑振铎又向孔某介绍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此时，青年会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周刊杂志，希望郑振铎、瞿秋白等人成为这本周刊的编辑。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正式面世，它的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便是他们那代青年改造社会的基本态度。

那年，他只有21岁，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作为《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仍令几十年后的郑振铎难以忘怀：“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去，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

他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知识是脏物》、《自杀》、《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社会与罪恶》等等。这些文章切中旧中国种种弊端和要害，鼓励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压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他的文章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鼓吹“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凄苦生活现状，寄予了深切的怜悯之情，并欲为他们找寻一条自新之路，而为达此目的，“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他的文章谈论的多是社会实际问题，如青年自杀、妇女解放、婚姻制度等，无情地抨击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社会。……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他的探索和思考是认真和深邃的，然而，他的理论指导又是驳杂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曾给他的思维留下过颇有影响的印记。多年后，他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编辑《新社会》17、18、19号时，连续三期的《劳动专号》，才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憧憬，他的《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谬误”，较为鲜明的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的指出改造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新社会》以全新的风姿，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同时，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1920年5月，仅出版19期，便被迫停刊。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新社会》虽然被迫停刊，但是，它的改造社会的使命并没有中断。8月5日，《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起《人道》月刊。瞿秋白是不大赞成《人道》刊名的，不希望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人道》的办刊宗旨。在鬼域成灾、恶魔横行的旧中国，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未免太弱小，太不自量力，反动势力仍视《人道》为异端。因此，《人道》的创刊也便成了它的终刊。他在《人道》只有一篇散文诗《心的声音远》，这首诗抒发了他悲愤悒郁的心情，表达出对劳苦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和对强暴的统治者的憎恨情绪。

《晨报》特派记者之路

瞿秋白曾十分自信地说：“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当北京《晨报》发出招聘特派记者前往俄罗斯“担任调查通讯事宜”的启事时，他胸有成竹地前往应聘，并很快被应聘为《晨报》特派记者。苏维埃俄国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经济生活极端艰难，曾是当年赴俄留学生的肖劲光将军，就是在晚年还依稀记得当年的经济窘境：“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去路迢迢，前景堪忧，亲友们纷纷劝阻，他充分理解亲友的好意，但是，他又不甘生活在“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中，一种生命的本能驱使他去找寻彼岸的光明。俄罗斯革命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1920年10月16日，他踏上了风尘仆仆的苏俄之路，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他是个使命感、责任感极强的文化人。在旅途的颠波辛劳中，他仍抓紧时间采访、调查，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分别寄给《晨报》和《时事新报》。1921年1月25日，他到达莫斯科，在《真理报》的帮助下，参观了很多地方，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莫斯科大剧院、克里姆林宫、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和幼儿院、劳动学校等，会见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亚。而最令他难忘的是，在苏俄期间，曾有幸见过列宁，并与列宁有过当面交谈。时隔数年，他在与羊牧之谈话时，还不无兴奋地忆及此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说：“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很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我一看是快镜摄的秋白与列宁合摄的半身像。列宁立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我说：‘你见过列宁几次？’他说：‘两次，他和我谈过多时话哩。’”他告诉羊牧之：“列宁曾说：‘俄国认为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必须协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又说：‘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极端平等看待，对于她的文化，尤其有兴趣……。’”

这时，俄共正在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他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晨报》在刊用时，竟连载了27次。他全面、热情地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外交诸方面的状况，认为“实行共产主义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写道：“俄国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苏俄的共产主义已“人间化”，并向全世界辐射，必然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两年的时间，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自平民百姓，去过工厂、乡村，调查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其中遗失10多篇），《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发表了40多篇通信共有16万字，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

他除担任《晨报》特派记者外，还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和理论课翻译。在此之前，1921年5月，张太雷已介绍他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年2月，又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向年轻的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他借助《俄华辞典》翻译、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也由此而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他在苏俄的卓越工作，通过《晨报》的“莫斯科通信”专栏，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中央也密切地关注他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对瞿秋白会议期间的工作很满意。会议结束前，便要求他回国工作。他也感到自己对中国太陌生了。这年底，他便踏上归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