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3】

三、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一个重要议案。毛泽东看了这个提案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2年9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同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简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边区政府从1941年二届参议会闭会后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第一次精简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结束。这次精简，侧重于减少机构和缩减人员。精简结果，裁、减、并机构百余处，缩减人员1598名，占边区政府原有人数的24%。第二次精简从1942年7月开始，9月结束，这次精简，主要是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的职能等。这两次精简，虽然有相当大的成绩，但尚未达到精兵简政的全部目的。

　　1942年12月13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主持起草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并于1943年3月明令公布，开始了边区政府的第三次简政。

　　这次精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简政实施纲要上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首先，边区各级政府都做到了生产第一，生产中又以农业生产第一。从1943年起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学，大家齐动手，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丰硕成果。1943年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比1942年增加16万石，棉花和日用工业品也有较大的增长，实现了自给和半自给。

　　第二，政府机构作了调整，人员作了精简。边区政府各厅处的内部机构裁减了1/4。边区政府本部原有552人，整编为416人，各厅、处的附属机关原有1140人，整编为911人。各分区专员公署，原有101人，因为增设延属、三边两个分区，总人数增加到148人，但原有专员公署的人数减少了。各县原有1188人，整编为791人。边区共有213个区公署，原有1250人，整编为955人。区以上各级政府机关精简总人数为762人，占原有人数的23.5%。边区共有1270个乡，每个乡都增设了文书一人，调派1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乡政府工作，既加强了乡政权，又锻炼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一部分干部由上往下移，如延安县的10名县级干部调区工作；20名区级干部调乡工作。初步实现了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的方针。

　　第三，加强了统一性。基本上实现了政策、法令、命令和指示的统一执行，干部的统一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本位主义的现象大为减少。

　　第四，提高了工作效能。许多单位过去由几个人做的工作，整编以后一个人就承担了。

　　第五，节约也取得了成绩。由于机关、部队人员减少，1944年节约粮食15000石。民力的节约尤为显著。如延安县1942年动员民力60000多个，1943年只动员了28000多个，减少一半多；绥德1942年动员民力97000多个，1943年少动员了900个。

　　第六，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了进展，许多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改进了领导作风，改善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

　　在这次“精兵简政”中，我曾担任简政委员会主任，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我深切地体会到：“精兵简政”是改善和加强政权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是一项经常要做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我们的历次精简中，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不能推广经验，成绩不能巩固，特别是在形势发展、情况好起来的时候，故病重犯，又走回头路。“庙”也多了，“神”也多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扯皮踢球、政出多门等现象也多了，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很大的祸害。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回想当年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同志，吃的是小米，少肉少菜；穿的是粗布衣服，单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住的是自己打的土窑洞，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出门下乡靠两条腿，餐风宿露，艰苦备尝；工作之余，还要自己动手种地、种菜、纺线，还有一定的上缴任务。然而大家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不顾个人身家性命、荣辱利害和安危得失。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在我们的政权建设中，没有这样一大批不谋私利、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的人，是不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