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和谈的斗争【4】

四、争取南京代表团的工作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四月八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四月七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四月二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二十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张治中在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黄绍竑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六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八月十三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四十四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九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意义是很大的，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尽人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众望所归，也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极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