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傅作义起义【2】

第一次出城

　　学委考虑傅作义总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义的工作的同时，派李炳泉同志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当时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后升为采访部主任。原来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有一段时间由佘涤清同志领导。

　　李腾九，是傅作义“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同志开始是以亲属关系，漫谈形势，引导到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是出路。先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让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李腾九与傅作义谈了几次，傅作义都没有理他。12月初我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华北的战略要地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这时傅作义才感到和谈的迫切需要，找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学委决定李炳泉同志以公开的共产党党员的身分出面，约在12月下旬，傅作义决定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谈判，我地下学委则派李炳泉同志与崔载之一起出城。当时傅作义提出要我们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共方人员与李腾九联系。我们则指定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萍同志与李腾九联系。这次谈判条件，我们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在内，都要放下武器。傅作义说：“我的军队可以，其他我控制不了。”不幸的是佘涤清同志和刘时萍同志被“军统”逮捕，工作遇到困难。

再次出城

　　新保安、张家口已被攻克，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歼灭，1949年元月初旬，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感到情况紧急，他决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我约好在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与他们见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见面，他想先和我谈谈，因为出去的路线、时间、暗号都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络好了，不能耽搁，我让他们马上就动身。周北峰说：“我们这方面路过的军队关卡好说，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我让他们带上一面白旗，准备过火线时用，并告诉了他们要走的路线和联络暗号。很快周北峰就和张东荪一起出发了。

　　后来城工部来电，要我们注意周北峰回来后傅作义的态度。我们了解到傅作义还是犹豫不决。不久攻打天津的战斗就开始了。军委来电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有变化。果然，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与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决心起义。

谈判过程中的三个主要人物

　　原来地下学委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多方面进行的。1948年秋，我已与刘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联系，那时我担任学委秘书长，分工上层统战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后，即由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同志们原来联系的人都交给我联系，以便于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主要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

　　我们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因为他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我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和谈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傅作义了解较深，同时深得傅作义的信任。通过刘厚同，我们对傅作义做了长达近一年的工作。

　　我与刘厚同经常见面的地点在伪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的办公室。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工作来往。

　　刘厚同老先生看样子将近70岁，是个读过旧诗书有才学的人。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楚，很健谈，很开朗，讲古论今，谈笑风生，一谈就是半天。吴煜恒院长语言温和，待人诚恳，为我们在那里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我们两个。

　　我们是在谈判，也同时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我这个年轻共产党员交朋友。老先生还送给我一张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刘厚同与我约定每星期见两次面，他说：“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就认为你被‘军统’特务逮捕了，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因为“军统”特务活动特别猖狂。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真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当时，我告诉他，我姓李，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其实，那时我已离开同仁医院了）。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找到李大夫，只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地下党员孙振洲同志也是同仁医院的大夫，被敌人逮捕了）。

　　我与刘老先生直接接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努力。从刘老先生所谈情况，清楚地知道傅作义一直是动摇的，一方面不想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事隔多年，很难记起每次都谈些什么内容，大体记得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开始时，我们知道蒋介石还不断拉他委以重任，我们主要谈的是跟蒋介石走没有出路，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当我们了解到美帝国主义想收买傅作义，支持傅作义在华北“独立”时，我们谈的是傅将军应珍惜自己的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美帝国主义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军队，也避免不了可耻的失败下场。针对傅作义还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绥，我们谈的是察绥已经很难回去了。听到“陕北广播电台”公布战犯名单里有傅作义，接着就接到中央的来电，意思是“傅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这时我们主要谈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会忘记，以解除傅作义的顾虑，让他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仅少死人，少破坏，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对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对傅作义进行工作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老先生是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和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

　　据刘老先生所谈，他曾劝傅作义发和平通电停止内战。傅作义将军当时主要顾虑的是：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刘老先生把傅将军左右为难的处境向我们反映，也对傅作义的错误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说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谓“叛逆”的问题时，对傅讲过商汤反桀武王伐纣的故事。他说：

　　“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后人不但不称汤与武王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忠君当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会提壶送酒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刘厚同在北平为和平奔走八十五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以当之无愧。傅作义决定起义之后，刘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了天津。

　　邓宝珊当时是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我和邓宝珊见面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

　　“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宣传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这次我们谈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邓宝珊先生对蒋介石必败认识是明确的，谈得比较投机。我对他说：

　　“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

　　他表示要极力劝说傅先生。当我问到榆林地区的情况时，他说：

　　“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个地方的问题好办。”

　　我说：“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议吧！”

　　这是第一次会面。

　　再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是在我解放军围攻北平，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的时候，还是在王捷三院长家里见的面。看样子邓宝珊的情绪比较紧张，交谈的时间较短。他说：

　　“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

　　我说：“我可以向领导反映。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当时天津临近解放，刘仁同志转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起义，不过还是让我们作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谈，即武装解放北平。我按中央军委的意思与邓宝珊进行了交谈，让他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这次我没有骑自行车，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湾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离得很近。谈完话临出门时，邓先生说：

　　“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路吧！”

　　他用汽车把我带到景山东街，我就下车了，离我家更远了。按地下党的规矩，我们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

　　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次一见面，他就带着微笑说：

　　“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

　　傅将军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将军对促成傅作义将军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后知道，在我军已包围北平的情况下，是傅作义专程派飞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来商谈北平问题的）。接着，他提出要与我们军队领导进一步商谈。我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系，经领导同意，我与王甦同志研究，派了一位合适的交通员陪着他们出城，带他们到我们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去。我们地下党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事后听说邓宝珊将军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谈起义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不过后来就不需要通过地下党来联系了。

　　傅冬菊同志是党的好情报员，也是傅作义将军的好女儿。在我们党公开与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傅冬菊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黄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她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解放后，有一次刘仁同志谈起这事，他说：

　　“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和傅作义谈判过程中，傅冬菊真是一个好情报员。由于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无问题的情况下，掌握了用和平谈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

　　谈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国的文化古都，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进一步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促使敌军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解放前夕的北平，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我们的心里却都是兴奋的，同志们都清楚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据城工部的指示，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迅速联合了起来，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数千个革命的、年轻的、有战斗力的、有着美好理想的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联系着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扎根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中，更紧张地进行着迎接解放的活动：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敌之党政大小头目邮寄、散发通令，告诫其各安职守，不准破坏，等候接收；瓦解敌军，争取起义。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被争取过来，包括一些高级军官也已准备起义，例如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副军长黄翔已暗中保证起义，王甦同志联系的崇文门、西直门守敌已保证在我军攻城时开城接应。可以想见我人民解放大军攻城时遇到的将是瓦解了的敌军和充分准备好了的配合力量。傅作义将军经过很多思想斗争，终于率领60万军队起义了，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北平的解决方式“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