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傅作义起义

○崔月犁曾在北平从事地下党工作，1948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

○那时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将她调来北平。

○刘厚同在北平为和平奔走85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以当之无愧。

○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

○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几十年了。北平获得和平解放的经过，仍为许多同志所关心，希望能够回忆一下。因为事隔多年，具体情节显得淡漠，这使我的回忆只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每当我回想这段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同志的精练的概括：“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是“三大法宝”的威力，使我们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开创了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确实有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

　　1948年冬，蒋介石国民党必败已成定局。在蒋管区，经济崩溃，政治腐败，军心涣散。那时的北平，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有钱有势的国民党大官们，纷纷抢购黄金和美钞，争先恐后乘飞机南逃。中下层的官员们怀着惶恐、观望、等待的心情，思谋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传颂着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党，在晋察冀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从1942年起，个别党员陆续进城，到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约5000人。其中“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系统约占三分之二。

　　1948年11月下旬，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学委（指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抗战胜利后来到北平和天津的）、北系学委（指原来在平、津的地下党组织）合并成为统一的学委。我们学委除了联系着大、中学生，领导着学生运动，还通过进步学生，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我们的革命同志。我们建立了三处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电台。根据城工部的指示，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装自己，做好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首先把立足点放在武装夺取上，但也尽力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我们这数千知识分子队伍，联系着各阶层广大群众。群众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剿总”的总司令。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之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己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人，不到不得已，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

　　事实正如我们党所估计的，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对和谈、起义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

　　我军的节节胜利，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场上的胜败，左右着傅作义对和谈的态度。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两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我人民解放军相继开辟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场。华北战场的胜利，对平津周围战略要地的分割包围，使傅作义感到震惊，开始考虑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出路；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一战，歼灭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又在24日攻克了张家口，断绝了他西逃绥远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实力割据一方的梦想，傅作义才真正接受和谈；直到1949年1月中旬，我军一举拿下天津，兵临城下，炮轰机场，彻底切断了他的陆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决心起义。

　　一小撮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千方百计地破坏和谈，阻挠傅作义将军起义。他们跟踪逮捕，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分子被捕入狱。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不断来电要我们“提高警惕”，“绝对保密”，“严格组织纪律”。尤其是从秘密的变为半公开的直接出面以后，危险性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对自己的住处和身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彻底地清理，把难得的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处理。连精心收藏的小小的电话号码纸片也烧掉了，这虽然增加了联系工作的困难，但因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所以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被捕，也绝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边搜出任何证据，以致牵连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听到解放军轰鸣的炮声，那时就是盼着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

　　早在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我们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关系谈心、谈形势，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与共产党合作，有的条件成熟后则发展为共产党员。一年来，我们学委先后联系的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人有：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促使傅作义将军起义。今天回顾这段往事，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城工部领导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1948年春，刘仁同志让北平地下学委系统担任军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与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又是结义兄弟，在傅作义任军长时是他的副军长。在王甦同志的鼓励下，曾延毅来北平找过傅作义，但他表示傅作义对他不信任，难以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当时是傅作义的“中将总参议”，傅作义对这位老师相当尊重。曾延毅与刘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两家关系很深，经常来往，曾与刘是无话不谈。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民青”。王甦同志每星期去天津一次，我与王甦同志每星期联系一次。开始我是从王甦同志那里了解到刘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况，后来我与刘厚同见面却是通过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绍的。

　　杜任之同志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从太原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民盟”成员，与傅作义是同乡，有过交往，由于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来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的家里（他弟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那时在民盟中的地下党员关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1948年秋，我和关世雄同志一起到锦什坊街油篓胡同6号去看过他，他说他是共产党员，因有被捕危险，由太原来北平找地下党。他问我，他是回解放区还是留北平。根据党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脚的都留在北平工作。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杜任之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锦州解放以后，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平津的解放不过是时间问题。北平的群众，一方面希望解放军赶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担心战火会造成很大伤亡和破坏，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杜任之同志以自己与傅作义有同乡之谊，积极促进傅作义接受和谈。他通过他弟弟与刘厚同见了面。刘厚同与傅作义商谈后，说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希望有个民主党派参加，以便协调双方意见。因此找了当时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张东荪作为第三方的代表。由于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谈判问题暂时搁下了。

　　在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的领导下，有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腾九（傅作义“总部”的联络处长）的工作。王汉斌同志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以便做傅作义的工作。

　　这可以说是争取傅作义将军的准备工作。

一次试探

　　1948年11月初，刘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同志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我们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义的大女儿，是共产党员，由南系学委王汉斌同志领导。那时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将她调来北平。佘涤清同志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的父亲，向他转达我们党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傅作义问他女儿：

　　“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涤清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