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南京前后【2】

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南京未遭受过多的破坏与损失，为新南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接着，我们的工作便由接的阶段转向管的阶段，即动员党政军民共同努力把南京管好，全力恢复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把消费城市建设成为属于人民的生产城市，这是当时第一位的任务。

　　南京原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城市。这里拥有臃肿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和庞大的非生产的消费人口，遍布的衙门和公馆在全市房产中占的比重很大，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横行无忌，是一座典型的半殖民地的消费性城市，其工业生产基础十分薄弱，120万人口中产业工人只有2万人左右。我们接收下来为数不多的近代化企业，由于成本高昂，管理不善，冗员太多，无不亏损。私营企业800余家，除永利铔厂等几家外，其余均规模不大，且设备简陋，基础也相当薄弱，手工业生产更是破敝不堪。同时，我们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内外交流和城乡交流均受到极大限制，以致物价不时引起波动，大大阻碍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新南京，比起接收工作来要困难得多。我们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为中心而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封锁与反封锁、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中进行的，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任务。

　　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有一点我们很明确：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伯承同志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恳切谈心，并讲解党的路线、政策，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伯承同志5月9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这就是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

　　南京解放之初，只有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最为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物价、复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才能稳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生活，也才能依靠工人阶级和联系广大群众。当时金元券不断贬值，严重影响群众生活，我们决定迅速排除金元券，发行人民币。5月2日公布了人民币和金元券的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几天时间，即完成了排除金元券的工作。同时，为防止银元买卖波动物价，加强了对银元市场的管理，允许银元持有者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但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这个时期，物价虽然有波动，但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南京的物价还略低于镇江和芜湖。大批失业失学人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是：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一切公私工商业均有步骤地协助其复工，吸收一大批人员参加生产；有专门技能及特种研究之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政治条件好、年轻体健有改造前途者留职或送去培训；开办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建设干部的学校与训练班，招收一部分失业工人、公务员和学生入学；对老弱病残、无专长和只能消费的人，送回原籍从事生产或转业；收容散兵游勇，发放路费，建立交通站，护送他们回家生产。工资问题，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办法，一方面，对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一些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学生等实行供给制；另一方面，对接收的员工按中央原职原薪的原则，加紧研究制定新的工资标准。在新标准未确定之前，5月4日和17日发放两次预借费，6月按新工资发给，稳定了广大职工的情绪。初步解决上述几个问题之后，工人和其他阶层的群众都比较安定，积极投身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来。

　　伯承同志在一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提出要照顾到矛盾的8个方面。他讲：“公私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公，又要顾私；劳资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顾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资方有利可图；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城市要为农村服务，农村则供给城市的生活必需品；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既有对内的贸易，又要有对外的贸易。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伯承同志的论述，受到各界赞赏，也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合理地兼顾城市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工人过高或过低的工资，适当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发展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同时，大力增强农村工作的力量，占领农村阵地，努力促进城乡交流，打破封建势力的封锁。解放初期上海曾一度缺粮、缺煤，为了使这座大城市不断粮、断煤，我们努力向上海提供一部分粮、煤，满足上海的需要。自己不够，再设法从山东、芜湖、淮南等地调进。

　　伯承同志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他在一次报告中以安泰脱离大地母亲被人悬在空中扼死的神话，教育大家要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并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恶劣作风。当他发现个别入城部队与人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后，即于5月相继发出市军管会军字第一、二号布告，严令禁止上述行为，宣布除对违反者依法惩处外，给各部主管负责人以应得处分。伯承同志还严厉批评了极少数干部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等现象，号召大家同这种恶劣倾向进行坚决斗争。

积极进行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

　　在解放前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利用报刊、电台等各种宣传工具以至学校的教科书，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向学生和群众灌输反动思想，散布各种毒素。因此，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宣传余毒，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艰巨任务，也是顺利进行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保证。

　　伯承同志和南京市委非常重视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6月下旬，伯承同志亲自宴请路经南京赴北京开会的沪杭宁文艺界代表团，并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生产建设也要靠文化界在文化建设上与之协同动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向反动文化作斗争，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

　　进城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为数不少的报纸（包括小报）起的作用很坏。为此，我们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并呈缴各该报纸解放前一年之合订本一份，解放后每日三份；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我们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了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同志主持报社工作。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伯承同志对报纸特别重视。他眼睛不好，指定我负责审阅《新华日报》的大样。每天清晨4时左右大样送到，对新华社发的消息我只看标题标得是否适当，对南京自己撰写的重要消息和文章我都过目，经我审定后才付印。为此，每天要花个把小时的时间。我后来视力不好，恐怕与这一时期的这项工作有关。

　　南京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之一，有大中学校和科学研究院等近百所，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遵照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精神，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宣告：“人民政府本着严格保护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的政策，对于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机关和专家的工作，一定帮助其有更大的成就与进步。对于原有教职员，除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以外，则采取团结与教育的方针，帮助其学习，照顾其生活。希望真正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职员、学生来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同来推进南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我们废除了学校的反动训导制度，取消了宣扬反动思想毒素的公民课，革除课本中的反动内容，努力把教育机关逐步变成培养有用人才的园地。伯承同志还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同专家学者们诚恳谈心，交换意见。他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在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专家、学者对南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伯承同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表示热诚欢迎。伯承同志在南京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学生们讲形势，讲任务，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市委负责同志还向知识界及学校师生做报告，当时把这种听众人数多的报告叫做“上大课”，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讲政治经济学，讲党的方针政策。尽管当时工作很忙，做报告的同志仍抽出时间进行认真的准备，报告的效果都很好。我也应邀到中央大学去做过一次报告。那天正下大雨，同时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他们获得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做报告时暗算我，建议取消这次报告。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准备长期潜伏的，不敢轻易在公开场合下手，我们不要放弃向青年学生做工作的好机会，决定还是去。听报告的学生坐满了大礼堂，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讲学习问题，反映热烈，效果也不错。事实证明，不取消这次报告是对的。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的，但有些人对共产党能否长期保持优良作风，是否具有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存有疑虑。有一次，我陪同伯承同志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位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坚持20多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纪律和作风都很好，我们很佩服。但会不会像泡茶一样，第一、第二杯味道很浓，很有味道，后来逐渐变了，喝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了呢？我代表伯承同志回答说：这位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共产党将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向党员进行教育，必要时还要进行整风，如延安整风，批评和纠正不良作风，清除不良分子，并且按照党员条件吸收新鲜血液入党，我们党将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决不会像喝茶那样，越喝越没有味道。这点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登门拜访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上海解放前，陈毅同志在南京曾亲自到中央科学研究院拜访吴有训、陶孟和、杨钟健等专家，同他们谈心，向他们做工作。陈老总知识渊博，风度潇洒，谈笑风生，专家、学者们对他很钦佩。4月底，毛主席曾致电二野领导同志称，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熊子容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愿向我们靠拢，嘱将他的复电转交熊教授。伯承同志派我持毛主席致熊的复电去拜访熊先生，复电是：“南京中央大学熊子容先生大鉴：邵力子先生带来3月29日一信及卯有（即4月25日）来电均悉。兄有所见请与刘伯承市长、宋任穷副市长接洽为盼。弟毛泽东卯艳（即4月29日）”（当时我没有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是刘伯承，副市长是张霖之、柯庆施）。我转交了毛主席的复电后，熊先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意，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表示拥护和支持，并愿意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向熊先生表示感谢，希望他今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我拜访熊子容先生是不公开的，但第二天南京市的许多小报都发表了这个消息。

　　南京的名胜古迹很多，进城不久，市委发出内部通知，为了缅怀先烈，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严格规定外来干部必须首先到大批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壮烈牺牲的雨花台瞻仰，然后再到其它名胜古迹参观。同志们目睹被反动派枪杀的无数烈士的遗骨，悲愤流泪，受到了生动、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同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

　　南京是各国大使、公使集中之地，涉外工作相当多。由于外事工作政策性极强，刘伯承同志除掌管全面外，亲自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中央特派外语好、有外事工作经验的黄华同志任南京市外事处长，协助刘伯承同志处理具体涉外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第八条规定：“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我们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执行布告的规定，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4月20日至21日，当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一道向我军开炮，妄图阻止我军渡江，致使我军死伤252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被我击中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余3艘英舰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英国海军竟如此横行无忌，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各地，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也纷纷责备英政府，激烈抨击其错误。我党的原则立场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要求英方赔偿损失。英国当局曾派人与我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但采取狡猾态度，拒不承认错误。同时，英国首相在议会的讲话中还造谣说，中国军队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当谈判尚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于7月30日夜趁我一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竟开炮射击，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紫石英号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犯我主权的霸权主义行径。处理紫石英号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同时也表现了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其它众多的涉外事件中，在中央的及时指示及伯承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处理得都很得体。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以及外事纪律的教育不够深入，在这方面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三十五军入城的第二天，发生了我军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事件。三十五军一0三师的一位营长带着一个通讯员，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司徒雷登住所，很快便退出。可是，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不久，又发生了南京电报局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的事件。中央对此类违反外事纪律的事件十分重视，及时指示陈士榘、江渭清同志调查处理。毛主席亲自电告总前委，指出“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并批评说：“不但证明你们部队（三十五军）对如此事件不经请示擅自行动是错误的，而且证明关于外交问题你们对下级似乎事前毫无教育，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中央要求“一切外交事务不论大小均需事前向中央请示”，郑重指出“我党政军人员未奉命令不能和任何外国记者和外国人谈任何事情”，并要求“各级干部一体遵照”。针对外事纪律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中央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主要应当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要只靠开干部会口头讲。口头指示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此次外交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文电指示，中央告诫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

　　南京解放初期，我们在伯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大家日以继夜地处理各条战线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但是，同志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情绪十分高涨，工作得非常愉快。

　　我军渡江后，形势发展很快，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国民党军队不断被歼，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6月，中央开始部署向华南、西南的进军。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小平同志建议在南京、上海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西南服务团。6月下旬，伯承同志让我负责筹组，并任西南服务团团长。7月份我交代了南京的工作，主要从事进军西南的准备。9月份，我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伯承同志和我调离南京后，由粟裕同志接任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唐亮同志任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副书记，江渭清同志任市委第二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