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初期工会若干问题的回顾【2】

　　1951年12月全总一次党组扩大会议结束后，赖若愚重回北京，主持全总工作。不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他上台后，为贯彻一次党组扩大会议精神，曾在全总创刊不久的内部刊物《中国工运》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52年6月发表的《克服工会工作中的工联主义倾向》，一篇是1953年4月发表的《反对经济主义思想倾向》，批判所谓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倾向。

　　但是，随着赖若愚不断地接触当时工会工作中的实际，他的思想开始转变。1954年12月，他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著《如何对待群众？》。他在这篇论著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即党执政以后，如何对待群众？他指出：工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可是许多工会工作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当前有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工会干部的注意：第一，解放以后，人民执掌了政权，这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最主要的果实，同时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胜利保证。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由于这一事实而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只看到政权的力量，忽视了群众的力量，这是危险的。第二，解放以来，我们的胜利是辉煌的，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具有无限信仰，因而工会工作也一般是顺利的，这是事实。但是有些同志却陶醉在这些辉煌的胜利之中，看不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不注意群众的要求，这是危险的。上述两点，是目前滋长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后来他曾对我说，他的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刘少奇的赞同。

　　1956年8月，赖若愚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稿是经全总党组多次讨论确定的。我也参加了讨论。他发言的中心意思是说工会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不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他指出：工会只有联系了群众，才能发挥作用。工会怎样才能联系群众呢？简单地说，就是必须认真地关怀和保护职工群众的利益。他在工会与党的关系上，提出：党必须加强对工会的领导。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必须积极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党对工会的领导，应当着重在思想政治方面。工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都必须根据党的指示来决定，而工会的各种具体活动，却必须根据群众自己的意见、习惯、爱好……来进行。

　　从以上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赖若愚在工会问题上的一些思想已经和全总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的精神相背离，他已经和他的前任李立三走到了一起。

　　中共八大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1956年秋冬，一些城市出现了学生罢课、农民闹缺粮闹退社和工人罢工请愿事件。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概括。随后，广大工会工作者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发挥工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

　　1957年3月至4月，赖若愚赴山西、陕西、甘肃三省调查研究工会工作。我作为工人日报社社长随行。通过调查研究，赖若愚发现，工会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这实际上涉及到工会的作用、任务和地位问题，更直接地说，是涉及到工会和党、工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为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赖若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5月7日，赖若愚在答《工人日报》记者问《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中，明确提出：工会要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以及和党的关系问题。在和行政的关系问题，过去强调了一致的一面，看不到差别的一面，因此，遇事总是和领导站在一头，不能代表群众意见。对人民内部的问题和这种简单化看法，常常使工会方法生硬和僵化，不能在群众和领导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这是应该改变的。在和党的关系方面，过去解决了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充分注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工会在党的政策思想领导下还必须开展它自己的独立活动。只有开展自己的独立活动才能显示它自己的作用。

　　1957年11月，赖若愚写了题为《关于工会的作用与地位》的文章，对工会和党、工会和行政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澄清。文章指出：工会和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只包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而工会却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对工会的正确路线。同时，工会也必须积极地、灵活地开展各种活动。工会和行政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办好企业、发展生产，因而一致性是根本的。但差别还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往往会有些差异。另一方面是工作方法的差别，就是说在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方法来进行工作。

　　可以说，赖若愚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思路继续下去，工会工作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可惜的是，这时，党内“左”倾错误泛滥起来，“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兴起。“大跃进”期间，工会在“左”倾错误的冲击下遭到了严重挫折。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让赖若愚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提出：“为了便利工作，精简机构，更好地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工会组织应该以由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同时接受上级工会的领导。各省、市、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可以考虑改为省、市、自治区总工会。产业工会的组织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适当合并；有的可以保留名义，实际上成为各级工会的一个部门；有的可以取消。建议全国总工会党组根据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审批。”

　　4月，为传达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的精神，全总召开了八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工会体制问题，提出产业工会调整的初步意见。当时，我作为全总主席团成员出席了这个会议。但是，这个会议受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关于拔白旗、插红旗、要辨风向、识旗帜精神的影响，开着开着开不下去了。中央提出不行，要扩大规模，这样，就把全国总工会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各省、市、自治区工会以及少数基层工会和专、县工会的负责人都调来，会议扩大成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是1958年5月26日在中国工运学院开的。当时，全总主席赖若愚刚刚因病去世（1957年3、4月间，我随他到西北考察，并相约去西南考察。他对我说，他先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最多一个星期，但发现肝癌晚期，已经扩散。1958年5月去世。他去世时中央对他评价很高）。会议实际上是由全总副主席刘宁一和中央办公厅第四办公室副主任李颉伯主持。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曾到会发言。这次会议直到8月5日闭幕，共开了71天。

　　这次会议原本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精神，研究解决工会体制问题，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将会议内容改为开展工会工作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插红旗，拔白旗；检查总结几年来的工会工作，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彻底解决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

　　这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全国建筑工会主席张进，他的罪名是坏分子，他被贴了大字报，就拔掉了。接着开始批判我。首先是批判我于1957年11月底、12月初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介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文章《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1957年9月，全总派我到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工人经济教育会议。去之前，赖若愚交代我考察一下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会议期间，我向南斯拉夫工会的同志了解了他们企业管理的情况，并参观了他们的工厂。我看到他们工人自己管理制度搞的很好，就询问他们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告诉，他们这个办法还是跟我们学的，是从我们搞的群众路线、民主管理中学得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工人自治制度。在俄语中，自治即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当时翻译给我翻为“自己管理”。所以，回国后，我写的一篇反映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情况的文章，题目就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并于11月29日南斯拉夫国庆日那天开始在《工人日报》登载，连续登了两天。登报之前，赖若愚看过这篇文章。这次会议批判了我的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在我们中国也有它的会员，我就是第一号修正主义分子，公开写文章宣传它的工人自治制度。

　　接着，会议又批判我在1957年5、6月以《工人日报》记者的名义在《工人日报》上连续发表的介绍赖若愚在西北的调研活动及其讲话的文章《西行纪要》，说我是别有用心的，这篇文章就是我的反党纲领。当时批判我虽然是把我和赖若愚分开，说赖若愚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也为批判赖若愚埋下了伏笔。

　　这次会议开始批判我时，我曾去李颉伯家里找过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思想问题，好好检讨”。当我正在他家的时候，刘澜涛打来电话，问他批我是怎么回事，他还说，我正在他家，说是思想问题。我也找过时任全总秘书长的许之祯，他也说是“思想问题，好好检讨”，并教训我说，你就是好写文章，你是写文章闯的祸。我了解了这个情况，在会上就照此检讨。但是批着批着，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说，我们跟你是敌我矛盾；有人说，我这么多年瞎眼了，我要给你划清界限。他们还把我过去的好朋友都找来，开我的座谈会，做我的工作，要我好好交代问题。他们说我：你手里还拿着刀子，实际上要我承认是敌我矛盾。我不承认，他们就不让我参加会议了，把我放到《工人日报》批斗。随后，宣布撤销我的工人日报社社长职务。

　　这次会议把我批判完以后，接着又批判了已经去世的全总主席赖若愚、全总书记处书记董昕以及全总办公厅副主任李修仁、全总主席团委员、工资部部长王榕以及全总秘书处处长秦达远等，并把他们和我一起污蔑为“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我们“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进行严重的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刘澜涛同志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三个文件。《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叙述了赖若愚、董昕我们几个人的所谓错误，要求全国工会干部必须“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影响，正确解决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把工会完全放在党的领导之下”。要求“工会组织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进行到底，高举红旗，拔掉白旗”，全体工会干部必须“克服行会思想和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思想”。

　　这次会议结束后，接着召开了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改组了全总领导机构。会议撤销了董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了我的全总主席团委员和执委会委员职务、撤销王榕的全总主席团委员职务。补选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增选李颉伯为全总副主席、全总书记处书记，补选刘宁一、李颉伯为全总主席团委员。

　　总之，经过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和全总八届二次执委会议，我被污蔑为“隐藏在工会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为全总“白旗”被拔掉。1959年3月，我戴着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宁夏贺兰山畜牧实验场（原军马场）。董昕下放到吉林政策研究室。李修仁下放到山西省介休县任工业部长。王榕下放到北京重型机器厂。秦达远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全总的一些司局级干部和许多省、市、自治区工会的负责人也受到株连，被错误批判。

　　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产生了严重后果，使工会工作遭到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立了专案组，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复查。1979年6月，全总党组作出了《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及《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报告》，指出：全总党组三次扩大会议对赖若愚、董昕等人根据一些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污蔑不实之词所作的结论，应当给予彻底平反。1979年9月，中共中央69号文件批转全党，下发了全总党组的复查结论和复查报告，并撤销了《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等三个文件。至此，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全国工会的大错案经过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我又重新回到全总的工作岗位上，先后任全总常委、全总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及全总顾问等职。全国广大工会干部也从压在头上多年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两顶大帽子下彻底解放出来，昂首阔步地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