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2】

柯庆施的“乘风破浪”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时，64个国家共产党的负责人云集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亲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时，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上也超过先进国家”，这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战略思想，斯大林在1939年讲过“10～15年超过”的话。这种想法也影响了毛泽东。1955年他谈过用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设想；《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到：“准备以8个至15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党的代表会上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是以钢为标准说的：“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以钢为纲”的思想，可能于此萌芽。

　　关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思想观点，以及“15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在言行上跟得最紧，因而很受毛泽东赞赏的人之一是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柯是后来大跃进“万马奔腾”时，“一马当先”，睨傲一切的人物。1957年11月13日，柯庆施到杭州参加浙江四级干部会议，做了一个长篇报告（1.8万字），主要谈“关于矛盾的问题”（约占一半篇幅），开宗明义就说道：“主席在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们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解释这个判断同八大决议没有矛盾，柯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你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这与八大决议是不是矛盾了？八大决议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大家没有好好看。八大决议讲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又讲阶级斗争，而且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的，因为阶级斗争解决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阶级斗争应该说基本结束了。基本结束了是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呢？那谁说过呵！不但没有说过，八大决议还说：‘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解放台湾是什么矛盾哪？最后消灭剥削制度是什么矛盾哪？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是什么矛盾哪？这不是阶级矛盾吗？八大决议接着又说：‘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结束之后，我们要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说”。柯庆施这种说法的强辞夺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他仍不能不引用八大决议这一段话：“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柯庆施由此讲到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第一，基本结束是讲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第二，基本结束不等于完全结束了。所以这次的提法与过去基本上没有不同。但有一点，过去是分散提的，这次是集中提的，过去为什么分散的提呢？八大的时候，人家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接受改造，把财产交给国家，你那个时候还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的’，那个话就不得人心。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你心里还不服气，我们还要来一个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原来他以为‘我把财产都交了，我已改造完了’。他尾巴翘得很厉害，在这个时候，你让他翘一翘，翘得很厉害，然后你可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集中提一提很需要，这就叫做斗争的策略。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着重什么提法，这是要有策略的。”这就是说，共产党讲的话，代表大会作的决议，都是可以随机而变的。说白一点：刀把子总抓在我共产党手上，“尔为鱼肉，我为刀俎”，你什么时候“不老实”，“不服气”，“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就请戴上；“阶级斗争”这把刀子随时可用，一用就灵，不怕你不服气。

　　柯庆施的这种解释，即阶级划分的“理论”，不仅是所有制问题，还有更关紧要的“思想战线”问题，要从思想上划阶级。这个报告在起始时，这样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种不同范畴的问题：“一种是属于改造性质的——资产阶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改造。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就是富裕农民。一般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改造问题不大，但富裕中农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改造那就需要很长时间了。”他们中间“还包含一个问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动摇问题。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上说：他们不服气。不服气怎么办呢？这里就分两种人：一种不服气厉害的人，就成为右派分子，要跟我们较量一番；一般的人不服气，但他也就算了，你今天做一点工作，同他说一说，对他的安排注意一下，他就服气了。明天呢？明天还不服气，这样在那儿动摇。所以政治战线上还要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两条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谓没有解决，包含两种意思：少数的人坚决抵抗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数是动摇。……动摇的就不要打倒他，要慢慢地教育他、改造他。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两条道路问题就没有解决，他们处在中间状态。为什么会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呢？因为他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拿刀拿枪来打我们。人民内部叫做什么问题呢？叫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里上层建筑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意识中还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或者影响。对于代表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请看柯庆施是怎样说的：“尤其麻烦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只要工人说几句话，他就缩回去了；他要是说鬼话，要是有什么违法行为，只要随便向他算一算帐，他就受不了。……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一，他说他有学问，他认识几个字，他尾巴翘得很高；第二，他说他没有剥削人家；第三，学生中他有影响，他还有点群众基础。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办的。你不能随便把他捉起来，杀掉，所以我们要对他做很多的工作，还是要团结——批评——团结。”然后，他讲到“人民内部矛盾怎样解决呢？毛主席提出的叫做不许压服，只许说服。什么是说服？说服的办法是什么？这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摆事实讲道理。”他还谈到自己的经验：“记得在杭州开会的时候，主席曾经问怕不怕，我说我也怕也不怕。从大的道理上讲，我不怕，因为军队在我们手里，枪杆子在我们手里；可是这么一放以后，究竟放出什么玩意来，闹出多少问题，放出什么结果，放出后怎么办，这么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摸不到底。……现在呢？我摸到了底，有了经验，我就不怕了。”“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毛主席告诉我们：你们负责同志一句话不说，坐在那里硬着头皮去听。”柯庆施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借抽烟的名义，走到后面去喘一口气。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让他充分去说，不仅说而且把他在报纸上登出来，这就使得右派分子的面目完全暴露了以后，你就反他的右派。思想问题，让他充分说清楚，知道他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一个多月后，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又一个长篇报告（3万字），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其中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全部转载，并在文首刊有以下的编者按：“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1956年工作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这个长篇报告在行文方面比浙江的报告显得礼貌些，柯庆施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成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柯庆施在报告中谈到上海的一五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产值超过计划16.3%；右派进攻遭到严重失败，上海是一片大好形势。可是，“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他认为不是“冒进”，而是“正常”。他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那段谈“右倾保守思想作怪”的话，“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和思索”。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然后关于一定要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讲了下面这样一大段鼓劲的话：

　　“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方针。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认真；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认真。这个方法，是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法，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也可能发生个别缺点和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针发生动摇。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当然，赞扬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方针不大提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也执行得不带劲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劲低落了。这才叫做不正常现象。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

　　在报告的第五部分中，柯庆施也比较抢先发表了15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为达到这个目标，他讲到上海的12项任务。第一项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其中说道：“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第二项是“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计划案）的提前实现”。“其中粮棉产量在正常年景下，还应当大大超过《纲要》中所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斤到2000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此外，其他各项任务中，还有这样一些指标：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大学生中工农成分要达到70%以上，劳动好的青年应优先录取”；“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市区有条件的地方，1958年就应彻底做到”。报告的未尾，写得如此生动，如此富有文采：“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定能够加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一定能够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当时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就党内而言，及时地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思想，为南宁会议作了先导，可能毛泽东常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现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诸候”们中找到了“知音”，尤其上海是工业的“半边天”。他需要“知音”们的支持，否则孤掌难鸣。因此，在南宁会议上大大夸奖了这些“知音”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就党外而言，柯庆施这种文章为制造全国舆论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予以转载。面且，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极为毛泽东欣赏，在南宁会议上予以表扬，社论说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改变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社论宣布：“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1955年底至1956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1956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社论也引用了古语：“乘长风破万里浪”，最后说：“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表扬柯庆施这篇“乘风破浪”的文章时，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周恩来只好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接着还说了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策源地这样的话。

　　由于1956年反了冒进，陈云在南宁会议上也挨了批评，他是财经方面主要负责人，自不免首当其冲，到南宁时我就听说，柯庆施早就在主席面前攻击过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有一个具体事例，即上海要建一个大煤气工程，没有被批准。1958年我同陈云接触时，陈向我说过这样的话：柯庆施是一个手中随时拿着大棒的人。

　　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段期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感到柯庆施是大跃进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现在将他这两个报告的要害部分摘录下来，对“大跃进”这段历史的研究自是一种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