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批评反冒进，“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

○柯庆施说“上海的形势一片大好，没有冒进”，及时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为南宁会议做了先导

○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批评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是强迫签字”

○形势是一边倒，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的主角首当其冲，不得不一再检讨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①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①。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主要是经济部门）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5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和理解的。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1957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年1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问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①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②。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③。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侵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鸣小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①，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①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共产党员加上党章）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远不如1956年（31%），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②。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③。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④。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①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②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③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④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