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下放蹲点

○灾情出乎意料的严重，在村子里转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炊烟，声息全无

○基层干部反映，这里的老百姓过日子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二种是挨着过

○我们比当地干部还苦，虽然带了一些全国通用粮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规定，都没有用

○在扭转形势的措施中，我们感觉效果最明显的是恢复自留地

○山东少数社队，从偷偷搞逐渐发展到半公开、公开搞包产到户

　　*张广友，时为新华社国内农村部记者，被下放到山东惠民农村，任惠民县大于公社大于村包队干部。

　　1960年12月16日，我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下放干部的一员，和新华社其他下放干部一起奔赴山东，开始了在山东下放的生活。

　　这次新华社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成两队，分别包了两个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惠民队的领队为任丰平，是一位三八式干部，行政12级，曾任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沾化队的领队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他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我是惠民队的。我们这个队有40多名下放干部，被分配到两个重灾区的公社包队，分别任区委或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渡难关，生活了将近两年。1962年9月提前完成任务，又调回新华社。

参加省五级干部大会

　　1960年12月18日，我们赶到济南时，正赶上山东省委、省政府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召开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下放干部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主持这次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的是新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仍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检讨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时，都讲到了山东的灾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有所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

　　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刚从外地调任淄博地委第一书记的王成旺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大跃进”时期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的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重灾省份之一，鲁西北的惠民、德州、聊城的灾情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比较重，其中尤以惠民地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革命老区。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致使经济贫困落后。近几年来，这里的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由于引黄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造成全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前，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都在增加。

　　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区别。他的这个讲话，洋洋数万言，理论色彩很浓。大家在讨论中普遍认为，这个讲话从理论上对农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应当说很重要、很好，但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理论固然重要，然而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为此，曾希圣决定从安徽调点儿地瓜干和地瓜蔓等代食品支援山东。但实际上安徽的灾情并不亚于山东，安徽已经是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支援山东。

　　12月25日，山东省省长谭启龙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当前形势。首先，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困难。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三种形势；其次，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的错误领导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说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依靠党的政策。要很好地传达贯彻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会迅速扭转过来。

　　二是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即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尽快安排落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各级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坚决贯彻兑现，彻底纠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是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救灾工作进行；必须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两头挤”的办法，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5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多月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是制定1961年生产计划，争取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56亿斤。

灾区系列调查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开了整整一星期，12月25日结束。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受灾的群众中去。因此，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我们就离开了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点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到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北镇。晚上7点，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城镇。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向我们介绍了县里的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问题严重，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你们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

　　12月29日，我们离开北镇到了惠城公社，30日到这个公社灾情最严重的翟家大队，当晚就住进了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区马西小队。这里离大队部只有两里路。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自行车把我的行李带到马西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谈边看。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所有树木已被砍光，有的树根也被挖走。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些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村子里声息全无，一片寂静。

　　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里的南房住下，到下半夜刚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是找不到扫帚；想挑水，也找不到水桶，真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见炊烟，依然是毫无声息，一片寂静。

　　按照中央对下放干部的要求，下放干部要同当地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即是其中的一条。《紧急指示信》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但是，我们到了惠民以后，了解到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我们下放干部的吃饭问题成了一大难题。最后经公社研究决定：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吃饭；实在不行，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当时，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到农民家里吃饭。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马西小队的干部。村干部说这很难办，并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的生活条件在全村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在他家就是想让我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想法跟我的房东说了，但房东表示，住可以，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自己都没得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把我的那份口粮（按当地脱产干部标准每月17斤地瓜干）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房东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的“便宜”，不忍心让我和他们挨饿。后来，我又亲自给房东说，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家主妇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看看。

　　我到厨房一看，灶堂上是一口缺块茬儿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砂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光是没粮食吃，没柴烧，甚至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砸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后，让各家自己做饭吃，只好用这口破锅对付。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家庭用的小锅没有货。我明白房东主妇的意思，就再也没有提及要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事。

　　翟家大队曾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饭了，但那套炊具还在。为了解决我们这些下放干部的吃饭问题，公社指示，这个干部食堂重新开伙。这样，我们附近几个大队的8名下放干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在这个食堂吃饭。

　　马西小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了一些灾情，发现浮肿、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我的请求，翟家大队从食堂调出100斤棉子饼（根据县领导指示，公社补助给下放干部的代食品），支援马西小队的一些特困户，这是我在马西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

　　1961年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的惠民县委，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在分组讨论时，一位代表的发言概括了全县人民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他说，这里的人们过日子有两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他们盼着好年月，盼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知道这里的灾情，早日得救！另一种是挨着过，对目前生活没有办法，挨过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没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张××代表部分公社书记，在大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举例介绍了所在公社的受灾情况以及人民群众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与会者听了他的发言，大多流出了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大家说，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果不是反“五风”，根本就没有人敢反映。大家深信，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下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并采取了果断措施，着手进行解决。这次会议总算是把盖子揭开了，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县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我们下放干部又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做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可以，遂决定我们到灾情严重的胡家集公社，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了胡家集公社。我被分配到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胡家集公社离县城70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在我们到达胡家集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3里多路的皂户杨生产队。我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目无阻挡，一片片平坦的耕地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属于“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的一部分。本来是想引进黄河水灌溉，促进农业生产，但没想到引进的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庆吉，但走了一家又一家，不见一个人影。最后，好不容易碰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经她指点，才算找到了杨庆吉。

　　杨庆吉如实向我反映了该生产队的灾情。按照县四级干部会议的精神，灾区的首要任务是保人，于是我到皂户杨生产队后中心的任务是抢救危重病人。我逐户走访了这里的每一家，并对这里的50多名危重病人采取了措施，把他们送到大队疗养院治疗。对那些自己还能够生活的重病人，把补助粮和代食品送到他们家，口粮每天不足6两的一律补足6两，达到6两但生活仍有困难的，酌情再补助一些棉子饼、地瓜蔓等代食品。春节前每人还补助了2斤面粉，让家家春节都吃上了水饺。群众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