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雪红梅——江姐的真实人生 【2】

那几个“甫志高”

在下川东地区的门户万县，江竹筠联系到了万县的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川东临委指示她，就以万县为中心开展工作。

雷震的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统计室主任，江竹筠在法院的会计室收费处做了一名雇员。

江竹筠在万县开展的地下工作，现在已经很难具体还原。她在万县留下来的最多的记录，出自写给谭竹安的七封家书。这些信中，不可能透露任何地下工作的信息。江竹筠写这些信，只是挂念自己的孩子，排解心中的伤痛。

1948年6月11日，正值端午节，当天发出的信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江竹筠低落的心情，“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这是谭竹安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万县的家书，几天后，江竹筠与雷震、李青林先后被捕。

万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祸事的源头正是《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江竹筠的被捕，还有敌人从下川东武装起义方向上追查到的线索。

在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这次大搜捕中，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

事后分析，《挺进报》被破获和下川东起义的失败，都有冒进的成分，客观上暴露了地下党组织的力量，让敌人警觉。但真正让地下党组织损失如此惨重的，是那些变节的叛徒。

徐远举在交代材料中说，“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红岩》塑造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叛徒形象——甫志高，他先后出卖了许云峰、江姐等诸多地下党员，用同志的鲜血做了保命晋身的资本。

“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差距，《红岩》里的‘甫志高’在现实里并不仅指某一个人，而是十几个叛徒群像的缩影。按照书中的描述，‘甫志高’不过就是个区委委员，职务不高，是不可能掌握这么多党内机密的。”厉华说。

这其中，最危险的叛徒有两个：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前，他们分别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掌握着几乎所有重庆地下党的秘密。结果，这两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的秘密向敌人和盘托出。

一时间，重庆、川东的军警、特务倾巢出动，每天搜查追捕。重庆地下党组织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也陷入了敌人罗网。

下川东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仍有剩余的武装力量在进行着游击战。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代号“老杜”。

冉益智向敌人供称，“老杜”叫杜谦益，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名叫涂孝文，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人在万县。敌人按图索骥，没费什么劲就抓住了涂孝文。

涂孝文也成了“甫志高”。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作为川东临委联络员的江竹筠接到了重庆传来的示警信息，“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感染。”但敌人的行动和涂孝文的叛变之快，没有给江竹筠留出应对的时间。

涂孝文叛变第二天，中共地下党万县县委书记雷震被秘密抓捕。他还供出了江竹筠，带着特务指认抓捕的是冉益智。

6月14日中午，江竹筠刚刚走出地方法院，忽然被人喊住。来人正是冉益智。在重庆时，江竹筠与冉益智有过联系，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

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公开场合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江竹筠心知有异，扭头欲走，却被冉益智张臂拦住。几个特务趁机冲过来，把江竹筠当场抓捕。

竹签之外的酷刑

和江竹筠同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刘德彬回忆，被捕的当天晚上，江竹筠、李青林等几个女同志就受了重刑，但她们没有吐露一个字。对比起来，涂孝文这样的男人却是软骨头。那天晚上，刘德彬最后一个被审讯，亲耳听见特务们不乏敬佩的感慨：“这几个女人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刘德彬同样“硬得很”，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自己叫刘浩然，是失学青年，来万县找工作的，没有参加共产党。次日凌晨，特务从水路将他们押送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下的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即俗称的渣滓洞监狱。

歌乐山位于重庆西北，相传因大禹治水后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名。但是这个优美山名相伴的，却是渣滓洞、白公馆两个国民党军统监狱，恐怖魔窟。

共产党员在这两座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着墨最多的故事，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在《红岩》中，江姐说出了激励几代人的一句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与之对应的情节是，敌人把她的双手绑在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裂成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

这个读来令人脊背发凉的情节，其实是小说的虚构。有人以这个小说的虚构情节来否定江姐曾受尽酷刑，这就是本末倒置的荒谬逻辑了。

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

张界交代，“江竹筠被捕后一直不承认有中共组织，而徐远举坚持说她不但有中共组织关系并且说她地位很重要，究竟是怎样重要地位，而徐始终也没有问出来。”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对江竹筠施以酷刑。

渣滓洞大屠杀幸存的罗广斌、刘德彬等人曾经对江竹筠受刑情况进行过详细描述：“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她曾经昏死过3次……”

《红岩》的创作基础，是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竹筷子（夹手指），把它改成了竹签子（钉手指）。”

夹手指源自中国古代的酷刑“”，听上去没有钉手指那么触目惊心，但其行刑过程同样惨无人道：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正所谓十指连心，受刑人会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他们都是国民党酷刑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江竹筠具体受过多少刑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她不止一次受过酷刑。有一次，我看到江竹筠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应该是刚受了老虎凳、夹手指之类的酷刑。”

1948年10月被捕的盛国玉和江竹筠曾经是同室难友，事隔六十余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进渣滓洞时，她已经浑身是伤疤，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正是遭受这样非人折磨时的坚贞不屈，让党内职务并不高的江竹筠深受狱中同志爱戴，也让她成为后来艺术创作中江姐的最核心原型。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考证，那段时间里，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捕的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江竹筠刚入狱时，“江姐”这个称呼还没有叫开。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牢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有早与江竹筠熟识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无论自己的年纪比江竹筠是大是小，都统一喊她“江姐”。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狱中红旗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江姐带着姐妹们在牢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生动细致，感人至深。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这可能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五星红旗”：一颗大五角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星分列四角。

在《红岩》和之后的文艺作品中，绣红旗的都是江姐。事实上，真正“绣”红旗的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

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时重庆尚未解放，白公馆里的地下党员们在7天后才得到消息。

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于是，他扯下他的红花被面，同牢房的陈然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谁也并不知道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并一致认为应当把五星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

由于牢房条件极差，狱友们只能靠用铁片磨成的小雕刀当剪刀，剩饭当浆糊，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

红旗制作好后，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众人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重新回到白公馆，从木板里取出了那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后来交给了组织，至今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没有把自己写进去，而是把这个情节安到了江姐的身上。江姐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又是女性，让她绣红旗更有象征意味。真实历史中的江竹筠，虽然没有绣红旗，却是狱中斗争的一面旗帜。

厉华说，在狱中，江竹筠年龄不算大，党内职务也不高，但在狱中的斗争中，江竹筠是比较重要的领导者，她面对刑罚毫不退缩的精神，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佩。

1949年春节过后，各个牢室传递着江竹筠发出的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

地下党员在渣滓洞、白公馆中“加强学习”，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学什么？所有的“红色文字”在这里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防范，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狱中。

敌人可以监管书本纸张，却管不住地下党员的大脑。一些理论水平高的党员同志列出提纲，与同志们讨论，《社会科学二十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就被拼凑了出来。

没有纸笔，他们就用烂棉絮烧成灰做墨水，竹筷子削细做“蘸水钢笔”，草纸、衬衣、床单撕了当纸……

与江竹筠同牢室的曾紫霞在家人的营救下出狱。几年后，她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式出版物，惊讶地发现，江竹筠狱中所忆写下的章节标题竟然和原文完全一致，仅有一个地方次序颠倒。

罗广斌从白公馆脱险后不足一个月，就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情况等。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罗广斌代笔写出的先烈们的生死嘱托，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引人深省：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档案材料中发现了这份报告。根据他的考证，这份报告的资料来源与江竹筠密不可分。

1949年1月17日是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竹筠表示致敬。江竹筠没有陷入个人的哀思，她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

这些信息成为罗广斌撰写“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时重要的资料依据。

江竹筠在狱中的另一个斗争成果，是成功策反了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做看守的，两个月后，江竹筠被关押到这里。登记名册时，黄茂才发现江竹筠是自贡老乡，主动攀谈起来。

起初，江竹筠对他怀有戒心，但很快就发现，黄茂才出身贫苦，为人本分和善，对牢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抱有敬佩、同情之心。这之后，江竹筠开始主动接近黄茂才。

在她的开导、劝说、感化下，黄茂才利用管理员的特殊身份，为身陷囹圄的地下党员充当起了秘密信使，狱中和外界信息交换的联络线从此打通了。

1949年11月，黄茂才为渣滓洞关押的革命者送出了最后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封信后来被称作狱中革命者“最后的报告”，写于11月19日。

“蓝先生”即黄茂才，他把信交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待到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拿到这封信时，已是21日。刘康心急如焚，马上四下活动，组织武装营救。

然而，营救行动还没有准备好，敌人已经开始了垂死之际最后的疯狂。

血色黎明

11月27日，敌人对狱中革命者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

解放重庆的炮声已经近在耳边，刽子手们甚至等不及将革命者拉到刑场。他们把革命者集中到一层的牢房中，端着美式冲锋枪开始扫射。

这场野蛮屠杀中，包括胡其芬在内的207人血染歌乐山。

江竹筠则牺牲于11月14日。她并不在敌人疯狂的大屠杀之列，而是作为重要“共党分子”，被先期处决。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一家，被杀害在松林坡。

10月27日，敌人再次从白公馆提出了陈然、雷震等10人，次日上午，公开处决于大坪刑场。

厄运很快也降临在渣滓洞，11月14日，特务通知江竹筠和李青林“转移”。

白公馆难友遇害的消息早在几天前就传了过来，江竹筠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把《新民主主义论》塞给同牢的黄玉清，脱下囚衣，换上被捕时穿的蓝旗袍，梳梳头发，和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将江竹筠等三十人带往“电台岚垭”，这里本来是军统电台，1946年电台迁移后长期荒置，道路杂草丛生，特务们早就在那里挖好了大坑。

一阵枪响，一片血泊。

11月30日，重庆解放。白公馆生还19人，渣滓洞脱险15人，加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狱中的三百余名革命者，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12月9日，烈士遗体的收殓工作开始。

“电台岚垭”烈士遗骨的挖掘现场，留在了《大公报》的报道里，让人不忍卒读：“挖出的这二十九具尸体，全部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这二十九具志士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件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们把那西装、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而今的歌乐山，满目苍翠，山花烂漫。绽放于红岩之上的那树红梅，应该也在花丛中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