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雪红梅——江姐的真实人生 

▲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电影中的江姐带领狱友绣红旗，其实“绣”红旗的并非江姐，而是《红岩》作者罗广斌。

▲1964年，国产故事片《烈火中永生》海报。于蓝塑造了最经典的江姐形象。

▲江竹筠。

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江姐》海报，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是江姐标志性的着装。

▲江竹筠遗书原件。

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红梅赞》，是革命者凌霜傲雪、慷慨牺牲的壮歌。这首歌咏叹的形象早已成为经典：蓝旗袍、红线衣、白围巾——江姐。

舞台上、银幕上的江姐，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位亲切温和的中年大姐。其实，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牺牲时只有29岁，是一位身高1.45米的娇小女子。

这位年轻女子娇小柔弱的身躯中，生就一副共产党员的钢筋铁骨，支撑着她在失去丈夫、离弃幼子的巨大悲恸中继续革命，在严刑拷打、死亡威胁面前坚贞不屈。共产党员坚守信仰、绝不背叛的英雄品格，“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的一片丹心，跨越历史，震撼人心。

而网络上的低俗恶搞、庸俗解构，却让江姐蒙尘。让我们拭去这些尘埃，接近一个真实的江姐——江竹筠。

革命者的爱情

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的家书。这封信写作时间是1949年8月26日，写作地点是渣滓洞监狱。狱中笔墨、纸张都难以寻觅，江竹筠将衣被中的棉花烧成了灰，加上清水，调和成特殊的“墨汁”，再把竹筷子磨成“笔”，将信写在了如厕用的毛边纸上。

信抬头的“竹安弟”，是对谭竹安的称呼，江竹筠落款自称“竹姐”。两人并非姐弟，关系特殊。

江竹筠的丈夫是彭咏梧，谭竹安是彭咏梧的妻弟，这个“妻”不是江竹筠，而是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

这层特殊的关系在网络上被一些人庸俗不堪地解读，甚至有人把江姐与“小三”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些人扭曲的视角，谭竹安和江竹筠本该对立仇视，然而事实是，谭竹安是江竹筠最信任的家人，那封信是她留在世间最后的文字。写信后不到三个月，江竹筠牺牲。

在这封遗书中，江竹筠做了最后的托付：“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云儿”是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的独子彭云。父亲牺牲时，他不满两周岁。母亲就义时，他才三岁多。彭云由谭正伦和谭竹安抚养长大。

江竹筠和彭咏梧公开的夫妻关系，是从1943年夏天开始的，而他们真正结为夫妻，却是两年以后。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故事，和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如出一辙。

彭咏梧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一名中级职员。

1943年年初，信托局修好了新宿舍，有家属的人都可以申请独立的住房。此前，彭咏梧一直和十几个同事挤在集体宿舍中，非常不利于地下工作。他的“分房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家属却成了个难题。

彭咏梧时年28岁，已和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谭正伦和孩子一直在云阳老家。两年前刚调任到重庆时，彭咏梧曾有把妻儿接来的打算，但妻子回信告诉他，儿子正在出麻疹，暂时去不了重庆。

这样的通信引起了党组织的警觉。为了进入信托局，彭咏梧被包装成“中央大学毕业生”和曾经的“北平银行职员”，云阳是他早年开展学生运动、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与云阳的联系一旦被人注意到，很可能引出“案底”。因此，彭咏梧切断了与云阳的一切联系。

和《潜伏》中的翠平一样，江竹筠也是党组织在重庆的地下党员中物色挑选的“彭太太”。

江竹筠时年23岁，已经入党4年，为人机警可靠，而且文化水平较高，在为彭咏梧提供掩护身份的同时，还能协助他处理机密的党内工作和联络工作。那时候江竹筠尚未婚配，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嫁作人妇”任务，像模像样地扮演起了“彭太太”。

在外人看来，这对小夫妻般配恩爱，但他们很长时间都是“假夫妻、真同志”。

江竹筠的表弟李思礼回忆：“我那时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回家见父亲正在和一对青年男女聊天。父亲告诉我，女青年是我表姐江竹筠。那位男子，我叫他彭四哥。”那天之后，江竹筠便和彭咏梧一起在李思礼家住下，分住在两个房间。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感情逐渐升温。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彭咏梧和江竹筠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彭云出生。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厉华说，他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还有一个机缘，云阳一带曾遭到日本的猛烈轰炸，据传到重庆的消息，彭咏梧的妻儿在轰炸中丧生。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是个谣言。

1946年底，彭咏梧在街上忽然听到有人叫了声：“邦哥。”到重庆之前，彭咏梧的名字叫彭庆邦，“邦哥”是极为亲近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循声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弟谭竹安。

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的近况，谭竹安也获悉了自己的姐夫已经另娶他人为妻。

虽然那时的谭竹安是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但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姐夫和江竹筠的婚姻，对二人心存芥蒂。

谭竹安在世时，厉华曾访问过他。据谭竹安讲述，他与彭咏梧见面后不久，到一个地下党组织联系点联系工作。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和他亲切地攀谈起来。

谭竹安打开了话匣子，话题扯到了彭咏梧和江竹筠的关系，言语中多有不敬。

没想到，那位女同志微笑着说：“我就是江竹筠。”

接下来，江竹筠依旧微笑着，向他讲述了自己和彭咏梧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的情感经历，她还说，“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坦诚的言辞让谭竹安对江竹筠心生敬意，二人从此姐弟相称。

不但是谭竹安，彭咏梧的发妻谭正伦也接受了江竹筠，接受了彭咏梧与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据彭云回忆，“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托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

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此后直到重庆解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庸俗的人，只能看到谭正伦、彭咏梧和江竹筠的情感纠葛，在八卦谈资中满足低级趣味的窥私欲。他们没有看到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险恶的革命环境，理解不了这段情感的真挚伟大。

《潜伏》里的一句台词，才是江竹筠和彭咏梧这对革命伴侣的最好写照：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谭正伦含辛茹苦把彭云抚养长大，这份包容和付出，同样伟大。

《挺进报》

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来到成岗家里。这个女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她坐下来不慌不忙地告诉成岗：“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

这是小说《红岩》中，江姐出场的场景。这次接头中，她把《挺进报》的工作交接给成岗。

《红岩》还原了大量的历史情景，很多人物、细节与真实的历史高度一致，比如江姐身穿蓝旗袍的经典形象。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江竹筠最常穿着的就是一件蓝旗袍。

《挺进报》最初的创办人之一吴子见，回忆第一次见到江竹筠时这样写道：她这天穿的是毛兰布旗袍，外面罩一件深红色的薄呢短大衣，是一个普通城市妇女的打扮。

不过，历史上的《挺进报》并不是江姐交给成岗的。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制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原本以为以此能断绝中共在国统区的声音，没想到却冒出一份油印小报，迅速传播着“红色”新闻。

这份小报是由几个暂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年轻人编辑印制的，主要人员包括陈然（“成岗”的原型）、蒋一苇、刘镕铸、吴子见。

“红色”小报很快引起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刚出了两期，彭咏梧就找到了吴子见，几个“失联”的地下党员归队。油印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成为重庆市委机关报，由彭咏梧直接领导。

因为彭咏梧担负工作很多，不可能在《挺进报》上花大量的时间。一个初秋的下午，作为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出现在吴子见的面前。

吴子见回忆，江竹筠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收听广播了，全部广播稿由她提供。同时老彭还决定，每期报纸除了交给刘国鋕同志一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江竹筠同志去分发。从此，江竹筠同志在《挺进报》方面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江竹筠那年只有27岁，却已经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斗争经验比陈然、吴子见等几个年轻人要丰富得多。她那时候就是几个年轻同志口中的“江姐”。

因为负责编辑工作，吴子见有很多资料和稿件存放在屋角的一个箱子里。常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江竹筠对于这只箱子很不放心，经常主动帮他清理，烧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有次，吴子见在街面上碰上江竹筠，正好有事要谈，便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不料，一向热情的江竹筠却对他熟视无睹，看也不看他就走了过去。碰了钉子后，吴子见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他和江竹筠的关系是地下工作，两人公开的身份没有交集，不能公开往来。

《挺进报》绝大部分的发行工作都由江竹筠负责。每期报纸，经过她的手分发出去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份。这是整个工作的最后一环，危险性不言而喻。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经参与了一次投递工作。据她回忆，当时江竹筠和她像一双出门逛街的小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旅行袋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四下望了望，王珍如也学着她的样子观察一下四周。没等她转回头，旁边的江竹筠已经从旅行袋里抽出信封扔进了邮筒。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了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整个城区的邮筒被投了个遍。

《挺进报》除了在地下党组织内发行，更多的是随机投递，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新闻和中共的声音。不过，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之后，他们也选择一些特定的报纸投递对象——国民党军政要员。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了一封“亲启”信，信封里就是一份《挺进报》和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朱绍良又惊又怒，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二处其实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徐远举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大特务头子。《红岩》中头号反派徐鹏飞的原型。

1949年12月，徐远举在昆明被捕。据他在交代材料中供述：“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中共地下党的《挺进报》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甚至直接寄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朱绍良火冒三丈，徐远举更是恼羞成怒。一场从《挺进报》开端，牵连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大搜捕开始了。

此时的江竹筠和彭咏梧，已经离开重庆半年有余，但他们都没能脱离厄运。

“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按照上级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决定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发动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彭咏梧主动请缨，去下川东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所谓“下川东”，指的是重庆以东、万县至三峡沿江两岸。这片区域位于四川、陕西、湖南的交界，地形险要，适合开展游击斗争。而且，这里是彭咏梧早年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他了解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下川东农村“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

川东临委任命彭咏梧为下川东工委副书记，江竹筠作为他的联络员一同前往，而吴子见因为北平的一个联系人被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彭咏梧把他也带上了。11月，三个人离开重庆，乘船前往下川东。

彭咏梧等人的工作迅速而卓有成效，联系游击队、找武器、发动群众……起义时间被确定为来年1月30日。

新年将至，江竹筠却不能和丈夫一起在下川东过元旦了，她还有一项任务——当地缺少知识分子骨干，难以应付起义后的复杂局面，因此，彭咏梧要她回到重庆，向组织汇报准备情况，带一批知识分子支援起义，并筹备些给养。

转过年来的1月20日，江竹筠带着四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和一批药品，从重庆返回，抵达了下川东边缘的董家坝，在那里等待起义队伍接应。

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比一个令人心焦的消息。

最早与他们联系上的是一直在下川东地区活动的地下党员卢光特。他告诉江竹筠，起义提前打响了，开始打了胜仗，后来他听说彭咏梧“作战不利”，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吴子见去打探消息了，几天后也会过来。

其实，卢光特隐瞒了一个还没有确认的传言——彭咏梧牺牲了。眼前的江竹筠不是普通的战友，而是彭咏梧的妻子，告诉她“情况不明”，会令她担心，但总好过丧夫之痛的打击。卢光特何尝不希望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并不属实。

残忍的现实击碎了最后一丝希望。

厉华告诉记者，彭咏梧等人在筹备武装起义时，不慎走漏了风声，不得不提前起事，取得首战大捷后，敌人调集重兵围追堵截。1月17日，起义队伍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突围过程中，彭咏梧为营救战友，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砍下，先挑到奉节竹园镇游街示众，再挂到竹园坪小学操场边的杨槐树上。彭咏梧的头颅后被当地农民取下，埋到竹园坪的宝塔下。他的身体，就在牺牲地黑沟淌草草埋葬。

彭咏梧是《红岩》中江姐丈夫彭松涛的原型。小说中，彭松涛的头颅被敌人挂到奉节城的依斗门上，江姐亲眼看到惨景，强忍痛苦，装作镇定地疾行离开。

现实中，江竹筠是在战友口中得到的噩耗。小说中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江姐剧烈的内心活动，这自然是文学手法。在战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江姐的另一种坚韧。

据卢光特回忆，在他到达董家坝三四天后，吴子见终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和江竹筠寒暄两句后，就把卢光特拉到屋外。

“传说打死一个穿黑皮袍的，砍下脑壳挂在竹园镇上‘示众’，看来老彭牺牲是无疑了，告不告诉她？”

卢光特答道，“她坚强，经得起，反正也隐瞒不了。”

听闻噩耗，江竹筠没有落泪，她的镇定远超卢光特和吴子见的意料。

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江竹筠就开始安排善后：吴子见和卢光特直接参与了起义，在下川东目标太大，必须马上撤离。四个新下来的同志显然也不能再过去了，而她对自己的决定是，回到重庆汇报后，还要回到下川东继续工作。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江竹筠的房间里才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

2月7日，江竹筠回到了重庆，住在挚友、地下党员何理立家中。对于丈夫的牺牲，她只字未提，也没有流露出一丝苦痛。此时，彭云正寄养在何理立的朋友蒋一苇家里。2月9日是大年初一，江竹筠告诉何理立，要过去拜个年，看看孩子。

怀抱幼儿的那一刻，压抑、掩饰了多日的苦痛决堤一样汹涌而出。江竹筠抱着彭云，嚎啕痛哭。

蒋一苇家中，当时只有岳母在家照看彭云。老人不明就里，对江竹筠的失态倒有几分不快。毕竟是团圆喜庆的大年初一，江竹筠却在自己家里失声痛哭。

老人的埋怨很快传到了何理立耳中，她问起江竹筠痛哭的原因。江竹筠却怔怔地问她：“你说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

再三询问之下，江竹筠再次泪雨滂沱，像挚友哭诉了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泪水是痛苦的宣泄。丈夫和儿子，是江竹筠心底最柔弱的部分。另有一份刚强，支撑着她擦干眼泪，扛过丧夫离子之痛。

江竹筠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要求到彭咏梧战斗和牺牲的下川东去工作，联络同志，恢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临委考虑到她刚刚失去了丈夫，孩子还小，让江竹筠留在重庆。但她坚持，下川东这条线她最熟悉，最便于开展工作。临委最终同意。

第一次和彭咏梧一起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曾给谭正伦写过一封信，请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而这次去下川东之前，江竹筠把家里的东西送了一空，结婚时购置的唯一的“大件”——衣柜被送给了《挺进报》的刘镕铸。

这是对“身后事”的安排。联系到她向何理立提出的那个问题：“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所指似乎不止已经牺牲的彭咏梧。她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