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摘要:“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人民政协；双周座谈会；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双周座谈会”（以下也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了以下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各工作组；工作会议；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秘书处。（参见《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52—54页。），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从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 （郑万通：《人民政协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重要启示》，《人民政协报》2009年9月17日。），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1979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 （牛旭光：《邓小平与新时期人民政协》，《人民政协报》2004年8月2日。）。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方式之一。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资料多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相关大事记、相关领导的文集文选及回忆录、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许论述，能够找到的专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代表性的成果有林怀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产生与发展》，《理论探索》2014年第4期；张西洛：《双周座谈会》，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姚俭建：《政协专题协商方式的探索与启示》，《人民政协报》2014年4月23日。），系统的研究尚未发现。而通过对“双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伴随新中国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命运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与其相关的人民政协地位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基础上，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谈”这一制度确立、停止以及重启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重启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谈”进行比较，总结异同，以期对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有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协商合作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努力。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共产党又同他们一起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解放战争后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积极参与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522页。）。

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后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定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为了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传统和做法规范化、经常化，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章伯钧、史良等人提议，应该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意见一提出，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并形成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双周座谈会的由来》，《统一战线100个由来》，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79页。），将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 （《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有关“双谈”的起源，有两种意见，一是起源于重庆。据记载：“这种双周座谈的形式，滥觞于重庆，以后便成为我党运用的、为党外人士所熟悉的统一战线政治活动的一种普遍运用的好传统、好形式。” （参见《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5卷《广东人物篇》（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72页。）二是起源于香港。郝在今指出，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前，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五一”口号发出后，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两天连续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参见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第24页。）。该座谈会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政治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就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1950年9月21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设立的目的是“联合各人民团体为交换有关思想、政策、时事及统一战线工作意见”；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分为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座谈会的主席，由总部在京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次序轮值 其排列如下：（1）中国共产党，（2）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中国民主同盟，（4）中国民主建国会，（5）无党派民主人士，（6）中国民主促进会，（7）中国农工民主党，（8）九三学社，（9）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座谈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座谈的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等。（《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35—136页。）《办法》为“双谈”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双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50年4月“双谈”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66年7月停止活动，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共计114次，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开座谈会55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项协商制度，“双谈”主要围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页。）开展活动。结合当时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双谈”主要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此外，针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加强思想改造等方面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等。“双谈”历史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是朝鲜战争。从1950年七八月开始，“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朝鲜战争的问题。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一个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1954年6月4日，“双周座谈会”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之后便暂时中止了活动。1955年4月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79页。）“双周座谈会”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政协的一种协商对话机制，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双周座谈，顾名思义是每两星期开一次会，但实际上，却往往按需要提前或推后。在后来由双周改为不定期再改为每周举行一次时，人们仍习惯上称这种座谈会为“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文献中也这么指称。）。

第二个时期：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共召开座谈会11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虽然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195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九人负责筹备。由于《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了一个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据1951年12月的统计，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时间内，200多人显然无法深入交换意见，更无法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这样的会议更类似于报告会。这与座谈会的创立初衷不符，以至于最后对《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进行了修改。“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领导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 《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报》2014年9月20日。）在6月1日各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 参见张西洛：《双周座谈会》，金瑞英主编：《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第87—89页。）。

从1957年起，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做法流于形式，民主党派无法通过参政议政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双谈”的内容也由第一阶段讨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转变为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关于反右派斗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民主党派整风问题。如：在1957年12月14日、18日、28日，座谈关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1958年1月10日至24日，连续举行了4次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如何开展整风的问题，并讨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对9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的草案。随后在2月27日举行的“双谈”扩大会议上，协商讨论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个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草稿）》。 （《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240页。）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个大跃进。”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656页。）1958年4月，“双谈”组织了两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交心运动的经验交流会，除由一些人汇报个人交心的经验和体会外，会上还号召大家要“再接再厉，交深交透”，“彻底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对交心运动起了助推的作用（《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157页。）。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下半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劳动锻炼、去外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也都强调要学习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加速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紧张情绪，政协的日常活动也因此出现了低潮。1958年5月到1960年1月，“双周座谈会”再次停止活动。

第三个时期：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开座谈会50次（《统一战线100个由来》，第80页。）。“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中共中央提出“一张一弛”的方针，主动采取措施缓和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强调要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中共中央开启了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在1959年12月16日至1960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界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大、中、小型各种会议形式，广泛座谈，畅所欲言，对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鉴于当时国内外紧张的形势给代表们带来的压力，李维汉建议会议采用“神仙会” “神仙会”是一个形象化的用语，其实质是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明辨是非、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加强团结的目的。“神仙会”是用“三自”和“三不”办法来体现这种精神的。“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三不”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神仙会”就是创造一种条件，使那些思想上有顾虑的人，能够解除顾虑，敞开思想，并在集体的帮助下，达到提高认识、自我改造的目的。“神仙会”是首先从工商界开始采用的，随后很快便在各民主党派中开展起来。（参见《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165—167页。）的方法，以解除顾虑，开好会议。196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就工商界关注的几个具体问题，如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 （《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91页。），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启以“双谈”为代表的协商对话机制的序幕。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随之转入调整阶段。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和国家政策指导思想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政协工作及“双谈”的主题。这一时期“双谈”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神仙会”及“双百”方针问题，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右派摘帽问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等。代表性的会议如下：（1）讨论“神仙会”及“双百”方针的有关问题。如：从1961年1月12日到2月25日，举行了6次座谈会，座谈了“神仙会”的意义、作用、经验，以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 （《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 畅谈“神仙会”“百家争鸣”诸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3月15日。）。当年5月举行的座谈会再次肯定“神仙会”方式是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 （《各界社会人士热烈欢迎“神仙会”》，《光明日报》1961年5月16日。）。（2）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如：1962年5月31日举行的座谈会，交流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会议的情况，谈到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新形势、民主党派的任务问题；谈到如何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以及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还谈到如何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问题 （《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人民日报》1962年6月1日。）。6月28日举行的座谈会，分析了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等 （《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 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谈当前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光明日报》1962年6月29日。） 。7月12日举行的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各党派负责人举行双周座谈会 讨论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3）为右派摘帽问题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1年9月21日，座谈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1963年2月21日，座谈协商右派分子摘帽的名单。（《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398、401页。）4月25日，座谈“新五反运动”问题。5月9日，继续座谈“新五反运动”。 （《黄炎培日记》第16卷，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79、81页。）1964年1月3日和9日，两次座谈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 研究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光明日报》1964年1月12日。）。1964年3月5日和6日，交流了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组织“读书会”的情况和经验。（4）经济问题及其他。1961年5月11日，用“神仙会”的方式，对党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问题和建议 （《在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上政协文教组医药组作工作汇报》，《光明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1962年6月1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谈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况。1963年7月12日，“双谈”会漫谈农村工作决定。 （《黄炎培日记》第16卷，第92页。）1964年7月27日、29日，座谈会协商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原则。1965年10月15日、16日，座谈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和“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作了讲话。1966年7月8日、9日，座谈会讨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等。（《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第404页。）可见，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双谈”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变为加强统一战线本身建设和讨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些问题。

这一时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辽宁、云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庆、成都等地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分别举行了多次“双谈”，座谈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使统一战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政协系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为了保护政协机关免受红卫兵冲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6年8月停止办公。“双周座谈会”也因此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