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第一所炮兵学校的组建【2】

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炮校班子和任职命令，炮校的牌子也就正式挂起来了。12月6日，中央军委专门为创办炮校一事给各军区并转各分区发了电报指示：“军委为了准备反攻，准备加强我军装备，俾能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由乡村打进城市，决定创办炮兵学校，立即训练大批炮兵干部，并决定在边区全党全军动员党员与干部去学习炮兵。望你们即在前方搜集炮兵人才、器材、书籍等送延安参谋部。这是政治任务与战略任务，望各军区负责人认真执行为要。”电报强调“立即训练大批炮兵干部”，“这是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可见把创办炮校摆的位置很高，时间要求很急。军委电报对我们是支持，是鼓舞，更是鞭策，筹备工作要求更快地进行。

隆冬的“陕北江南”，到处冰封雪盖，但炮校园内却显得春意盎然，开学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教员问题，由炮团教导营选出了10多名，“抗大”三分校及后来军事学院的教员情况我熟悉，能任炮兵教员的人选我很清楚，要过来一部分。每个教员我都谈话，提出要求，生活方面请后勤的同志尽量给予照顾，有的教员放下包袱就投入了工作。教材问题，当时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日军的、苏军的、还有阎锡山的晋军的，但都残缺不全，只能依靠自编。于是分别召开了兵器、基础理论、战役战术教研组会议，我和他们一起研究好提纲，分头着手编写，最后由我定稿。开学前总算编出了一套教材，在印刷上也下了功夫，搞得比较精美。教学器材很缺乏，只有10多门山炮，有几门是阎锡山仿造的“41”式，有几门是日本“13”式，都是老掉牙的。我要训练部的同志抓紧抢修，并做好实弹射击的准备。教学场地、黑板、桌椅板凳问题，由后勤的同志负责解决。校园内许多窑洞的灯光通宵不灭，我有空就到处走走，请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可是一些干部总是说，想到炮兵要发展，越干越有劲。有的还说：“校长，你劝我们休息，你自己也不要累坏了。我们见你也一天天瘦了。”那时候的干部都很单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一个心眼干革命。邱创成同志带着政治部的同志也很忙，他们派出一些同志到各军区去选干、选学员，一部分同志清查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另外，原炮团几百名战士，一部分选为炮校学员，一部分继续为炮校做饭、喂猪、站岗放哨，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当时一些基层干部都担心战士想当学员不愿当炊事员，会闹矛盾。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全团战士带上背包紧急集合，当场宣布名单，由各单位带走，没有一个不服从命令，没有一个闹情绪的，表现出非常高的觉悟。

各军区、军分区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都很重视，很快从“抗大”总校、七分校，延属分区各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旅，选拔了许多优秀学生和干部来炮校学习和工作。到1945年2月中旬，正好3个月，调来的干部和学员陆续到齐了。于是召开全校军人大会，我做了第一次编队动员。全校编为3个炮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志毅（兼），副大队长邵明银；第二大队队长宋承志（兼），政委张英，副队长江共；第三大队队长张量，政委文击。3个大队下设9个炮兵队。除了3个炮兵大队外，还有1个工兵科，主任是唐哲民，副主任韩连生；1个迫击炮队，队长是赵章成。另外，还有1个秘书室，1个警卫连，全校共1300余人。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向贺老总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笑得胡子都不停地抖动。他说：“这样快就办起来了，真漂亮，真痛快。”我说这和中央军委及联司首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这句话一点也不是恭维，是实话。因为当时前线战事很紧，谁能把办炮校的事看得那么重？没有中央军委的重视和支持，光调干、调学员都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呢。贺老总说：“还有啥子事要我做的，尽管说吧。”我请示举行开学典礼，贺老总说，这是件大事，要报告，我马上办。他给朱总司令通了电话，朱德同志在电话里也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开学了。现在党中央正在准备开七大，都抽不开身，炮校可以先开课，开学典礼等七大后再补。我又向贺老总汇报了学校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临行时，贺老总笑呵呵地说：“你是我军大大的功臣。不过，我看你的气色不太好，可能是这一阵累的，一定要注意休息。”

为了提高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带着敌情练兵，2月底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选择一个山头做为假设阵地，并做了一些草人作为假设的日本鬼子。射击时，由神炮手赵章成进行了迫击炮射击表演。山炮射击，由我指挥，原炮团的干部战士操作，由于当时炮弹很紧张，只打了两个齐射，打的是间接射击，从校正射到齐射都打得不错，命中率、覆盖率都很正常。射击后组织学员参观，使他们增加了炮兵的感性知识，有的学员说：“一定要好好学习，让日本鬼子好好尝尝中国的铁拳头。”

3月14日，再次召开了全校军人大会，我做了第二次编队动员，传达了全期8个月的训练计划。要求大家克服困难，为革命而学习炮兵知识，要学习革命最需要的东西。会后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出现许多好人好事。到这个时候，我确实感到有点累了，常常感到头晕，腰酸背胀，四肢无力。但我看到大家学习劲头那么足，又得到莫大的安慰。我虽然为筹建炮校跑了几个月，但做的工作毕竟是有限的，原炮团的同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些同志在创办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没有这个集体的努力，炮校的创办是不会这么顺利的，他们才是“大大的功臣”。

4月中旬，我带着炮校排以上干部到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还抽空单独接见了炮校的干部，勉励大家要认清形势，为了展开抗日战略反攻，努力学习炮兵专业知识，将来象种籽一样到各个部队去生根开花结果。不幸的是“七大”没有开完，我就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连18天昏迷不醒。以后医生告诉我，得的是全身衰弱症。我身在医院，心在炮校，非常思念炮校。炮校的同志也很关心我，他们常来医院谈炮校的情况，谈工作。6月中旬，中央军委调朱瑞同志任代理校长，他也常来医院商讨工作。11月底，炮校奉命迁往沈阳，我仍住在医院。直到1946年3月22日，朱瑞、创成、裕民、继钢、登涛同志还从东北给我发来电报：“极盼你快点回来主持校政，你的病情如何？我们在念。”但我的病仍然未好。可爱的炮校，留给我的是美好的记忆，但以后再也没能回炮校工作了。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