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2】

谈判开始后，7月初，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一、停火；二、三八线为界，划非军事区；三、释放战俘。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意见，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双方不是已经有谅解了吗？马立克提出撤离三八线，李奇微给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国马上提出：不行，说：三八线只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没有反映美方海空的优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马上报告中央。周总理很快指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

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7月、8月，原来双方已经同意开城是停战谈判地点，中立区，不来轰炸的。可是谈判碰到了美国阻挠后，美方就经常到开城进行骚扰。一直发展到9月轰炸中国和朝鲜代表团住地，我们当时很气愤，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快指示：你们义愤是对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国不决心破坏谈判，我们不采取主动。关于轰炸，你们找对方联络官将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谈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节。事情很清楚，我们的飞机只过安东一点，到不了前方。我们不能炸他们，他们能炸我们。美国人赖不了。我们以为搞清了可以结束了。可是，美国又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因为开城深入我们地区，他们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周总理很快就看出：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因为它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挫折，也不愿让他们的代表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低头。这一点当时周总理就在电话上讲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总理当面又讲：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现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复了谈判。从1951年底起，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一句话：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运动战结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敌人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这很重要。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有什么文章。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毫不停息地给以杀伤。

接着，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战俘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志愿军战俘中很大一部分给蒋介石拐去台湾了。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中很大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还不甘心。如果它没有办法了，甘心了，顷刻之间问题就会解决。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这时美国要竞选了。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我们主张谈，你们停，我们奉陪。这时朝鲜战场上还很紧张。美国有一派主张敌后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对我们还是很大的问题。谈判也停了。我们作最坏的打算，但还争取谈判解决。周总理讲过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谈，公平合理，不能比我们高一等，强加于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权，杜鲁门下台，他们采取了一个方针：当时美国人在朝鲜伤亡很大，准备停战了。这时，周总理跟我们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它不会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国军方有个传阅：停战谈判可以先谈伤病俘交换问题。周总理问我们意见。我们觉得谈判显然是美国主动停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美国新总统上台，得采取新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是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他的意见是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到2月下旬，美国方面正式提出：双方先交换病伤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出现这种转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战场上给了美国以打击。话虽这么说，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打垮了他几个精锐师，整个局势才急转直下。

为了谈判的指导工作，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紧张时要临时请示就打。这是条专用线，苏联帮助搞的。它就在总理床头上，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还有电报，每天一份，包括：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方记者的反映、我们的意见等。每天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一次（毛、金、彭）。电报先到周总理那里，日常工作由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主席或常委。因为说个提纲，几句话就完了；具体办事，不胜其麻烦。战争停下来，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们管停战的就有几个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等。特别是谈判快结束时，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周总理早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文字上写不清楚，就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总理。他需要时再问主席。有的他办了，事后送主席看。那时，从战争一下转向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们部分同志，彭总不在内，签字时有的犯了大国主义。周总理非常注意，对我们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鲜同志，独断专行的，他批评非常严厉。1953年7月27日签字。原来打算25、26日签字，因为一签字后就不能动，双方军队都要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原来和总理讲好了：7月26日签字，前方都按这个准备了。忽然有一天，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打算。这时天快亮了，总理已经睡了。要拍板。这事授权有限。彭总已经到开城，在这里也不能作主。电话是我打的，杨尚昆接的。我说很重要，不请示总理没有办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总理。他一天常只睡几小时，刚睡下又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事。只能叫起他，请示他。周总理被叫醒了，马上发出一系列指示。

确实战场上也好，谈判斗争中也好，跟周总理的心血操劳是分不开的。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