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关于中国的外交，周恩来说过两句有名的话：一句是“不能置之不理”；另一句是“中国人说话算数的”。可以说，这两句话是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基本态度。

朝鲜战争打了一年，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说，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美军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表示同意。

1951年底到1952年，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因为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

为了指导谈判，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这是苏联帮助搞的。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是从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个时期是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总理经常讲：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当美国人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外交上有一句话叫“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我们对外常讲：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这也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信息给美国，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记得美军仁川登陆是9月中旬，因此，这句话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间讲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了美国去。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美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但美国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百废待举，中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和美国打？所以根本不理。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10月初，我们就发动了抗美援朝。这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是打了招呼的，美国闯了这个乱子。周总理这个外交行动，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这种认识：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的。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以后，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一直到70年代与美国重新建立关系时，我们中国说话算数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也都承认这一点。中国新外交的这种风格，就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给美国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这工作也由周总理直接具体领导的，大约在1950年11月。因为朝鲜战争6月25日一打响，27日杜鲁门就发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实行军事上占领台湾。周总理就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会去控诉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29日。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在眼里，在报上说圣诞节可以结束战争。但到了12月初，我们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从新义州打过清川江。就我来说，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感到中国人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你没有本事，人家不会尊重你的。所以，我们讲道理控诉美国，与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举个小例子说：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要求中国朋友可否考虑朝鲜停战？这是缓兵之计，怎么可能？

这些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总的决定的，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不仅应有大的轮廓，每一个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好的考虑），就是周总理。有人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那时，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线的是总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说包括部队在哪里，那个山头如何，那个首长的脾气怎样，周总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总理在志愿军中威信高极了！从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谈判开始，我们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直接负责、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

朝鲜战争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这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志愿军进去冲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线，稳住。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线。当入朝时以及后来，党中央也估计到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要把美国完全从南朝鲜赶走，从整个形势讲也不合适。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苏联出面提出，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在一个广播讲话中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这个讲话后，美国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两位司令员，表示同意，由双方举行谈判。我们方面也同意了，这就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我和李克农去。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他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那时毛主席也在。我问主席：准备去多久。他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主席的领导风格很值得回忆。他说：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领导方法是：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主席很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就是《人民日报》7月初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当时估计，这次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周总理对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细。我的感想是主席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总理来抓。比如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总理来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着其他几名同志，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这里有一件和以后发展有关系的事。平壤到开城是大路，敌机经常轰炸，事先我们向对方说好了，我们在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部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请不要轰炸。同时，对方也通知我们：他们从汉城发的几辆车也挂白旗。开城虽说在三八线，实际上为我们控制，从板门店到开城还有十几里，美军来要经过我们盘查。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