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三线【3】

　　1966年4月19日，彭德怀第三次出行，视察川南煤矿。

　　就是这次川南之行，使他了却了一桩萦怀已久的心事：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命令彭德怀从红三军团中抽调三四百人，由得力干部率领，到川、滇、黔边开创新根据地。彭德怀选派了400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率领前去。以后，这支队伍与红军失去联系，最后杳无音信。事隔数十年，彭德怀仍然挂念着这批指战员的命运，特借视察之机到珙县打听这支部队的下落，方知他们于当年（1935年）转战数月，只余数十人，最后被敌人包围，全部壮烈牺牲。彭德怀听后，为之停箸减食，痛悼不已。

　　1966年5月25日，彭德怀准备第四次出行，经重庆、遵义到贵州视察六盘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刚到大足，突接三线建委的紧急通知，要他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怀从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听传达，内容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于5月16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在传达《通知》后接着进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成了被批判的目标，座谈会变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会议。陪同彭德怀外出掌握情况的人，一个个出来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已被“打倒”的彭真的关系，还要彭德怀就1959年庐山会议时被加上的莫须有的“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作出交代。对此，彭德怀胸怀坦荡地回答说：“庐山会议主席要快点，我的意见是慢一点，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说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则不达。”“组织‘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杀了头也没有！这是具体问题，可以调查。我对毛主席也谈过，这两点要保留。”

　　批判彭德怀的座谈会不得不暂时收场，西南局书记处决定建委成立一个批判小组，写文章在内部通报彭德怀的种种“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这些简报在各级干部会上传播，这就把我做调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线建委“揭发”彭德怀的《情况简报》被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看过后，给小组顾问康生和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写信说：“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揭穿他的丑恶面目”，“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希望中央“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欢呼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世，《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后，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卷地而起，“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迅速覆盖了中华大地。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会全上贴出了名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共和国主席、党的二把手刘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开始遭到“炮轰”而自顾不暇，管不得彭德怀了。只是仍向他封锁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怀的电话和约见。彭德怀不顾建委给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诫，天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被红卫兵认了出来，以后他就戴上一个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书记处通知彭德怀立即离开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怀对着话筒大喊：“我为什么要离开成都？怕红卫兵找我算帐？！”“算旧帐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

　　当时，彭德怀是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文化大革命”，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的。他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现象早就深恶痛绝。毛泽东关于中国存在“国变色”、“党变修”的巨大危险的论断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应该说，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心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