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2】

深入进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教育敢为人先

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后，在社会上有人散布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流言蜚语，韦国清感到忧虑，他决定调查部队的反映。

1979年8月，韦国清在北京军区部队调查中了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后，部队的思想是稳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工作着重点转移初见成效。但也反映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否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社会上流传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说三道四的言论，批“两个凡是”是不是针对毛泽东的。韦国清分析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源还是“左”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把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朴素的感情引入歧途，“两个凡是”又使一些人的思想禁锢在现代迷信之中，分不清是非；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反映到部队来，引起一些人对党坚持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他向部队领导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教育。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要有针对性地抓好，要在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时，进行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韦国清从部队调查回来后，于10月中旬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研究决定编印两本教材：一本是邓小平从粉碎“四人帮”以来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讲话；一本是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军队政治工作的讲话。于1980年初加按语发全军，供部队学习。当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形成一股思潮，总政开展这一教育，被某些人指责为护“左”。党中央却很重视，认为这两本书编得好，教育抓得及时。地方有些单位了解情况后，要求总政加印，向他们提供教材，组织学习。

怎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人们极为关注、非常敏感的问题，更是否定“两个凡是”时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韦国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思潮和部队的反映，排除非议，勇敢站出来，及时抓部队教育，推及地方。这对消除人们的疑虑，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端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稳定部队和社会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始组织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历史决议》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他同时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韦国清坚决拥护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他在当年7月总政召开的全军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正确评价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党全国并影响到全世界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要很慎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坚持、维护、高举，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要继续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重大贡献，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影响。”他强调这方面的教育要坚持。

1981年1月，召开全军政工会期间，黄克诚的秘书给华楠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提出请考虑能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

这篇文章是1980年11月27日，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当时党中央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初稿已写出，正在党内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说了些过头话，有的人带着偏激情绪评价毛泽东思想，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他在1980年10月25日谈话中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黄克诚支持邓小平，他在中纪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他在文中详尽回顾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危险关头，毛泽东为党、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也实事求是地讲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我们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应有正确的态度，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他这次讲话分三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已发表，第一部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发表，为此，他找到总政。

韦国清看了黄克诚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动，他认为，黄克诚和彭德怀曾经被错打成反党集团，含冤负屈，吃尽苦头，但他在有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意气用事，完全抛开个人恩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是一篇好文章。他看后即于1981年1月30日批示印发全军政工会学习。在他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于4月10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对统一全党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是黄克诚的一大功劳，韦国清对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反对错误思想倾向勇于担当

邓小平在主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韦国清提出坚持以反“左”为主、也注意防“右”的指导思想。

在整个拨乱反正工作中，韦国清始终把反“左”放在首位，把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教育，落实到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上。从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中，总政为全军受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而遭受诬陷、迫害的80000多人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定的5000多名右派分子进行复查，除个别外，都予以改正；对1959年“反右倾”中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10000多人，平反纠正；对在其他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人，也进行了复查，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还为志愿军和金门被俘的6000多人落实了政策。无论是新案、旧案，问题都解决得相当彻底。1992年，当年分管案件清查工作的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史进前对采访他的人说：“时至今日，‘文革’中受迫害的那80000多人的落实政策问题，只有三个人来找过我，其他都没有再上访。这是韦国清主持总政工作期间，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一大建树，大得人心，大得军心。”

韦国清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十分坚决。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在肯定宣传工作成绩的同时，又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软弱无力提出批评。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总政原定于1981年1月召开全军政工会，研究加强基层建设问题，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韦国清提议，全军政工会改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指导、加强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总政党委同意韦国清的意见，改变了政工会原定的议题，并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重新起草会议文件。

1月19日，韦国清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明确提出：“要积极主动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识别、战胜各种错误思想的武器，如果离开或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失去了战斗力和生命力。”他要求：“各级党委、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坚定不移地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部队，指导工作，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保证军队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次会议，针对当时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造成思想混乱的情况，坚决排除右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对保持部队的思想统一和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全军政工会开会期间，黄克诚发现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内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共产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剧本是军队一名作家参与撰写的，黄克诚提议，由军队出面批《苦恋》，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他强调“此事事关重大，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要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方法和步骤”，“总政应尽快拿出个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计划来。”黄克诚同时将他的意见告诉胡耀邦、周扬，他们都表示同意。

韦国清对黄克诚的意见很重视。《解放军报》和总政有关部门，很快拟定了计划，总政党委研究审定后，将计划和黄克诚的意见上报军委办公会议批准，又报告邓小平。

3月27日，邓小平指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总政认真研究了批《苦恋》应掌握的原则、政策和方法：要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主流，也不忽视支流。原则一定要坚持，步骤和方法一定要慎重、周到、妥善。要摆事实讲道理，使批评具有说服力。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错误思想，不涉及其他方面。要着眼于教育，留有余地，与人为善。

4月20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苦恋》进行了公开批评，反映很好，全国有20多家报刊转载。4月下旬，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指出，《解放军报》批《苦恋》抓得紧，批得好，考虑得也比较周到、慎重。但也有人认为批错了，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表态支持批《苦恋》。他在7月17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接着又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的。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在推动改革开放加速、深入发展的同时，“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韦国清理直气壮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

在反“左”、反右的问题上，韦国清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以反“左”为主而忽视了防右，也不因反右而放松对“左”的清理，不搞绝对化，防止出偏差，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981年3月，有的报纸发表文章说，在干部思想上，“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每个同志都应进行清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反“左”斗争的胜利。这在部队中引起很大反映，认为这种观点有片面性。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与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不相符，更担忧清“左”要搞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搞运动，请示总政怎么对部队进行教育。韦国清和总政几位副主任商量后，决定请示邓小平。

韦国清有个习惯，凡请示重要问题，先提出建议，供上级领导参考。1981年3月20日，总政就《关于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上报邓小平，其基本内容是：

1.在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队有些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有的甚至抵触，这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这个问题，对军队来说要重视，不能忽视，不然，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

2.在主要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纠正右的和其他错误思想倾向，对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必须有说服力的批驳和斗争，不然，也不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3.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人、某个问题、某个时间，要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乱上纲上线，不搞“一刀切”，防止片面性，做到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4.解决上述问题，主要是通过抓好部队的路线教育、理论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重点抓好团以上干部，不搞各级领导带头层层检查，人人检查、人人过关。

3月27日，邓小平召见韦国清、梁必业、华楠等总政领导，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韦国清以反“左”为主，同时防右，引起一些人不满。有人无端加以指责，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就是只反右，不反“左”；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韦国清在文代会后，在全军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仍提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政系统有三个人给高层领导写信，说总政只执行邓小平的指示，与中央唱对台戏。面对种种非议和无理指责，韦国清很坦然，他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业，坚持以反“左”为主，同时注意防右的方针不动摇。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强调既反“左”，又要反右。在党的十二大的党章中写进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韦国清贯彻的是党的一贯正确方针。

韦国清为人正直，为政清廉，治军严格有方，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头脑，有高级将领的战略智慧，忘我为党、为国。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政治勇气，紧紧把握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面对的四个根本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挥我军政治工作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为他光辉灿烂的人生，谱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是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原政治部主任，曾任韦国清秘书）

原载：《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