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过去10多个月，总政治部主任仍空缺，总政的领导班子亟须健全。

197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韦国清，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8月29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的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张春桥篡夺了总政的领导权，韦国清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他很清楚，必须先把林彪和“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他遵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总政的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花几年时间，把政治机关特别是掌握干部的部门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的指示，集中精力整顿总政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抓政治工作拨乱反正，特别是对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他都坚决贯彻执行。他在总政任上五年，值得回顾的事很多，作为他的秘书，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韦国清抓的四件大事。

反对“两个凡是”最早介入

否定“两个凡是”，是邓小平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历史转折做出的重大决策。韦国清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最早介入批“两个凡是”，特别是1978年4月27日至6月2日，在韦国清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以下简称全军政工会）上，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进行面对面的公开批评，激烈争论，这在军内外，应为首例。

这次全军政工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向前发展的阻力。为了否定“两个凡是”，邓小平从军队抓起，1977年12月召开的军委全会，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的提议，决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首破“两个凡是”。韦国清参与研究，完全支持以军队要准备打仗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这次全军政工会，邓小平提出“新的历史条件”，实质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和总政代军委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非常重视，曾分别于1978年3月22日、4月11日两次找韦国清、梁必业、黄玉昆等总政领导和参加会议文件起草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和总政副秘书长姚抗谈文件起草问题。这两次谈话，他都强调要充分讲新的历史条件，讲清楚什么是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发扬优良传统，怎么提高战斗力。

韦国清以邓小平的指示指导会议筹备工作，亲自主持文件起草，讲新的历史条件，讲实事求是，实质是纠正“两个凡是”。他说：“我们面对的新条件是什么，就是20多年的和平环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变化，要联系这个实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会议的文件要体现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这期间，总政还通过贯彻军委全会精神，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十期评论文章，系统地论述“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为开好全军政工会奠定思想基础。

这次全军政工会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不为那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人所接受，在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挑起争论的是《决议》起草组中的一些人。他们对韦国清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会议主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尽管他们在总政党委正式讨论这个报告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在他们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始终不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阐述新的历史条件。梁必业副主任按照总政党委的意见，4月27日就提出，以后又反复强调，《决议》草案要按韦国清的报告进行修改，两个文件都要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统一起来，但这些人坚持不改。

会议开幕后，5月2日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5月10日下午转入分组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两种对立思想就在会上公开了。大家在讨论中发现，《报告》与《决议》在主要问题上口径不一致，特别是没有按《报告》精神写新的历史条件，而是一笔带过。在政治工作任务中，不写明“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各组一致建议，《决议》草稿要按《报告》的精神进行修改，和《报告》统一起来。

韦国清认为，经过反复做工作，这些人仍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为了更好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总政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位大军区级单位或军的负责人组成的《决议》修改组，同原来的《决议》起草组一起，对《决议》进行修改。5月16日，中央安排韦国清回广州为访华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送行。临上飞机前，韦国清仍不放心，一再嘱咐梁必业抓紧时间做那些人的思想工作。

5月17日下午，梁必业召集修改《决议》的八人小组、《决议》起草组和《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决议》的修改问题。大家认为，《决议》稿虽然作了一些修改，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和《报告》不相符，要求他们按《报告》的提法改过来，并对他们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批评。参加会议的《决议》起草组的两位同志仍表示不同意，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观点说出来了。他们认为：《报告》的“新的历史条件”，与华国锋讲的“新的发展时期”不一致，“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没有这样讲过，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一致。这次会议未能统一认识。

当天下午，韦国清在广州接到梁必业的电话，了解情况后对他说：“‘新的历史条件’，关系到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原则问题，必须坚持，不能改变，对他们提出的错误观点，要进行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态度。”

梁必业遵照韦国清的指示，于17日晚上和18日下午，召集《决议》起草组负责人和华楠等同志开会，再做工作。但是，《决议》起草组负责人仍坚持不同意修改，并提出三条要求：一是请示报告邓小平；二是提交全军政工会讨论；三是请总政党委重新研究。很明显，这位起草组负责人是要改变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扭转会议的方向，他还底气十足地说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全军负责。梁必业当即告诉他：总政党委早就定了，你心里很清楚，就是要按韦主任的报告改。与会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等进行了严肃批评。正当双方互相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决议》起草组成员彭飞表示可以按韦主任的报告修改。梁必业当场指定由彭飞具体抓好落实。

19日下午，韦国清从广州返京后，作了详细了解。他认为：在总政这样的机关，本不应该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现象，要引起重视。他决定，同意《决议》起草组负责人提出的要求，于20日上午，亲自去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对总政坚持原则的立场予以肯定，并同意在会议上展开讨论。

20日晚上，韦国清主持召开由会议各组负责人、总政党委委员、总政各部部长参加的会议，研究进一步讨论修改《决议》的问题。梁必业首先介绍了《决议》修改情况及修改过程中发生的争论，到会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批评错误观点，一致同意要按照《报告》的精神进一步修改。韦国清在讲话中指出：这场争论，涉及会议方向的原则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次会议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对新时期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对部队建设影响很大。韦国清告诉《决议》起草负责人，他提出的三点要求，已如实报告了邓小平，希望这些同志从大局出发，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的指示上来。

韦国清请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拟安排5月21日前后。邓小平对全军政工会中发生的争论，极为重视，对他的讲话重新作了考虑。5月30日下午，他召集胡乔木、邓力群、韦国清、梁必业、黄玉昆谈政工会上的讲话问题。他首先指出，政工会上那些人的观点，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讲过的算数，其他都不算数。只能照抄照转照搬马列、毛主席的原话就行了，要不就说违反中央精神。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其本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看的问题。他在政工会上的讲话，着重谈了为什么要讲实事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不破不立以及以身作则的问题，重点是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问在座的人，是叫实事求是，还是叫从实际出发。胡乔木说：有不同的实际，讲从实际出发，有人有不同的理解，看来用实事求是好些。邓小平说：那就讲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韦国清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如果不把它的原则同实际情况结合，就没有生命力。邓小平说：很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讲话，就是按照时间、地点、条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这次在政工会上的讲话，中心是讲这个问题。

6月2日，由韦国清主持，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核心是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针对会上发生的争论，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的方向，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他在讲话中还特意指出：“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这是对韦国清敢于抵制、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充分肯定。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先行一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邓小平领导、组织下，为纠正“两个凡是”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意义十分重大。

韦国清最早支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韦国清听到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的汇报后，认为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明确提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批评“两个凡是”的锐利理论武器，并说这篇文章很重要，应该立即转载，大力宣传，并要华楠向邓小平报告。邓小平同意韦国清的意见。5月12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各地报纸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的人认为是“砍旗”，表示强烈不满与谴责。韦国清经历过全军政工会上那场争论，非常清楚“两个凡是”的影响不容低估，必须顶住压力，冲破阻力，加强指导，才能把讨论引向深入。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讲话后，罗瑞卿指示《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有分量的文章。韦国清完全同意罗瑞卿的意见。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文章非常必要。他要华楠抓紧组织力量，早点拿出稿子来。在罗瑞卿的指导和韦国清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华楠、姚远方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经过多次修改后，于20日送罗瑞卿、韦国清审阅、修改。罗瑞卿于23日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修改后批示：我同意，请瑞卿、国清阅。最后由罗瑞卿定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提出的种种责难，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等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思想理论问题，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再次冲破阻力，更广阔、更深入开展。

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地区，分别在沈阳、哈尔滨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再次批评“两个凡是”。韦国清看了讲话的记录稿后，立即召开三次总政党委扩大会，进行学习讨论，韦国清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大家经历了政工会上那场交锋，都有体会，思想上不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寸步难行，这样国家还怎么向前发展。这场讨论事关大局，不仅大家要学好，还要发通知，指导部队学习。10月14日《通知》写出后，韦国清请示邓小平。他先向邓小平汇报情况：“今天主要向您汇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林彪和‘四人帮’把这个问题搞乱了，所以部队在学习讨论中，就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大体上有三种情况：大多数赞同；一部分人虽然赞同，但有顾虑，不表态，等上头说话；少数人反对。你在东北的讲话，把真理标准问题讲明白了，同时对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讲清楚了。总政党委已集中学习三次，现在要请示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将您的讲话记录稿扩大向机关干部传达；二是总政起草了一个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通知，准备下发部队，指导学习讨论。”

邓小平听了韦国清的汇报后，同意在总政机关少数人中先讲讲他的讲话记录稿，并指出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要让干部讲话，不要怕讲不同的意见，问题提出来了就好解决。对向部队发通知的问题，邓小平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在会上摆开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邓小平指示，向部队发通知，还是等一下理论务虚会再说。

当时，在上层领导中，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持不同意见，因此，总政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不下发已准备好的通知，而是通过各种会议、下部队调查研究、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等多种措施加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指导。在韦国清的关注下，《解放军报》既从《光明日报》转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又发表自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共发表宣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评论、理论文章100多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政考虑到有一段时间部队主要是执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备战任务，于是在1979年对全军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教育。《解放军报》配合补课教育，连续发表了六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和80多篇文章。韦国清还于8月27日至9月12日带机关工作组到北京军区部队检查补课教育情况，具体帮助指导。事实充分说明，韦国清支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先走一步，指导、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时、具体、有力，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