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党的领袖人物研究系列学术研讨会综述【2】

五、“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

2015年4月17日，由任弼时研究中心和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学术研讨会在江西赣州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中重点关注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政权建设。有学者指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期，不但为大后方工作建言献策，而且筹建了苏区党代大会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并建立起政府与群众共同参与的代表会议制度，这一时期任弼时的许多思想与实践为其后来在湘赣苏区、湘鄂川黔苏区乃至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二）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反“围剿”斗争。有学者认为，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客观评价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工作，默认了毛泽东反对“削萝卜”战术的主张，迎来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任弼时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核心成员之一，作为中共中央“进攻路线”的传达者和执行者，参与和领导了第二、三、四次的反“围剿”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作战方针，并努力做好战争动员和后方后勤保障工作。

（三）关于中央苏区时期任弼时与党的建设。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主要参与筹建和领导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等党组织建设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副书记等职务。有学者指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期，针对中央苏区初期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央苏区党建实践相结合，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等主张，加强了苏区党组织建设，发展和壮大了党员队伍，加强了党的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逐步走向正规化。

（四）关于任弼时与苏区精神。与会学者认为，任弼时是践行苏区精神的楷模。在苏区工作期间，任弼时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以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范，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和人民的骆驼”。

（五）关于任弼时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与会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指出，任弼时调离中央苏区，是为了加强湘赣省苏区的组织领导，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扭转苏区肃反混乱局面。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任弼时支持毛泽东，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批评“单纯军事进攻”策略，因而遭到博古等人排挤和打击。还有学者认为，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的原因，除了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更多的是临危受命，不算预为布局。

通过研讨，与会学者们认为，任弼时在中央苏区的两年对他革命生涯的特殊意义在于：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实践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他成为党内组织家奠定了实践基础；为他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奠定了政治基础。（夏静雷潘敬国）

六、“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术研讨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由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23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开展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四个全面”的关系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党和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奠基性贡献。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本源，是在整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而且随着历史条件和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还会不断地赋予其新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对于邓小平理论不能各取所需、断章取义，更不能觉得有利的、喜欢的、认可的就贯彻执行，感到不利的、不喜欢的、不认同的就束之高阁，甚至否定反对。需要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准确恰当地学习、研究和贯彻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重点研究那些以往重视不够但具有超前性、预见性的论述和见解。还有学者认为，对邓小平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范围、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考察和研究。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讨。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发展动力、制度保障和核心理念问题，构成了他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考的总体框架，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有

学者认为，邓小平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率先提出了小康社会概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阶段性目标；最早提出了改革开放决策，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二）关于邓小平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艰辛探索，这为新时期形成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诸多探索，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而且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把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转化成属于中国现代化范畴的小康社会，从而确立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阶段和路径问题，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以下特点：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目标；小康社会是一个中国概念，体现整个社会全面进步发展；小康社会不仅是国内生产的发展，还包括中国的国际作用；小康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辩证统一为方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社会整体的富裕，而不是平均或同步富裕，基本主张是正当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先富带后富，在达到小康水平时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

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探索和初步回答了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并开始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邓小平摒弃以往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仅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且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党的思想建设。

有学者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为改革开放后党提出“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三步走”战略，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明确而切实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时间表。还有学者指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为之团结奋斗的基点和前进方向，也为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提供了依据。

（三）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若干问题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全面、难在全面，也成在全面、胜在全面。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对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重要发展。有学者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和重要里程碑，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凝聚了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时代主题。

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融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融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在落实、落细上下功夫，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向既定的目标推进。

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与领导方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依法领导，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着重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乱为”和“为官不为”的问题，要充分体现“严”“实”相应的方法，努力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有学者认为党的规矩是政治生态的“净化器”，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强调党的纪律建设是对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既继承了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又面对时代课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开拓创新，对于我们认真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意义。（许春涛杨炯毅）

七、“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5年6月18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举行。与会者围绕习近平同志在6月12日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认为，这一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和发扬陈云的革命精神，向全党提出“五个一定要”的要求，对于我们研究好、宣传好、维护好党的领袖人物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关于陈云的思想方法

学者们指出，陈云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楷模，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贡献，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有学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弘扬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要像陈云那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国情观、问题观、使命观、统筹观、务实观。有学者指出，陈云是实事求是对待党的历史的楷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提议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推进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陈云还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对待党史、国史，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并指导人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党史国史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汲取智慧。有学者论述了陈云在新时期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出的重要贡献：率先倡导“恢复党的好作风”，撰写文章阐述实事求是作风冲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还有学者总结了陈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思考，从新的角度阐述了陈云的求实作风。

有学者指出，陈云始终强调学习的极端重要性，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强调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还有学者认为，陈云注重学习哲学，这是他能为党和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思想来源，陈云强调领导干部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思想方法要搞对头，对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克服本领恐慌、应对执政新课题、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很有裨益。

（二）关于陈云的经济思想

有学者指出，陈云为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规律，成功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作出重大贡献。还有学者认为，陈云对中国经济飞跃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贡献。他在资源配置上积极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践，在经济制度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发展理念上探索形成统筹协调发展观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独特路径，也是中国经验所在。有学者分析了陈云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合理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情况，指出陈云在认识和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给我们留下宝贵经验。有学者认为，陈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规模与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为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也受到与会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陈云为这条道路的开创，奠定了组织基础、思想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制度和作风基础、理论基础，作出了独特贡献。有学者认为，陈云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在社会主义

经济中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构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积极支持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关于陈云晚年的思考与贡献，有学者指出，陈云晚年反复思考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包括建设规模与国力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胆探索与总结经验的关系、搞活经济与中央权威的关系、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等，至今仍引人深思。

（三）关于陈云的党建思想

与会学者对陈云的党建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总结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多方面丰富内容。还有学者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严格党风党纪问题、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等方面阐述了陈云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学者指出，陈云精心指导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研究、制定、通过和贯彻工作，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起了关键性作用。

（四）关于陈云的品格风范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品格风范，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陈云之所以能够为党和国家作出突出贡献，源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等，尤其源于他极端重视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哲学，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学者概括了陈云的八大政治风范：坚持理想、关注民生、坚持真理、重视领导艺术、善于谋划战略问题、胸襟宽阔、精于算账、稳当，认为这些风范包含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给人以深刻启迪。还有学者指出，陈云一生做到了永远不脱离群众，和人民息息相通，把人民摆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作为事业推进的“均衡点”，“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是他的政治本色。（王达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