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3】

1950年9月中旬，25名留学生满怀革命激情乘火车离北京去莫斯科然后分赴5国。教育部、外交部官员、团中央及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领导人以及5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到车站欢送，大家深受鼓舞。

九月下旬，分为5个小组的留学生分别到达5国首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政府和人民都把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看成是中国青年代表和人民的使者。留学生到达5国边境时，各国都派政府官员和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到边境迎接，罗马尼亚甚至安排火车专列自边界送到首都。至今我仍记得那热情洋溢的场面。

对我们这批留学生的学业如何安排进行，5国政府和中国有关部门都没有经验，双方经历了一段相互了解的过程。周总理对我们的学习关心备至，8月初，他在外交部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去波兰学工矿的，可以入他们的采矿大学（当时有关部门酝酿派5名学生去波兰学采煤，5名去捷克学兵工），去学语文的最好特设一班，不分别入各系。中国教育部及驻5国大使馆即本此精神与对方国家研究磋商。先后与5国政府商定由他们的教育部门调派懂英语的语文教师单独给中国学生开课，第2年增加历史课，也是单独开。到了第3年，有的国家还专门为中国学生开了地理课、文学史课。这种特殊的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共同理想、目标基础上的紧密团结和友好合作的特殊关系。

我们去波兰的一组5人，除我外还有刘铁生、萧惠敏、李嘉训（女）、谢孟纲4位。到华沙后被安排在市内“大学生之家”一幢大楼内居住，两人一间。后来为便于学口语，经我们要求，改为和波兰同学同住。这几位波兰同学是由波兰高教部通过党、团组织选派的，都是统一工人党党员、青年联盟中央（相当于我团中央）干部，政治上较强，大家相处很融洽。波高教部把我们的学习管理挂靠在华沙大学东方语系。系主任是波兰著名的汉学家雅布翁斯基，对中国感情很深，后来两次来中国参观访问，病逝在中国。除高教部派的语文教师每天到我们宿舍教课外，东方语系还安排了两名助教帮我们学习。第2年华沙大学派教师到宿舍讲授波兰历史，第3年在地理系为我们增开了波兰地理课。这些老师教我们都很认真负责，是我们的恩师和益友，我一直保存着他们的照片，至今不忘。那时波兰建国不久，经过二战严重破坏，经济还比较困难，黄油等实行配给制。我们在学生食堂吃饭，生活方面不提要求，馋了就到使馆去吃顿中国饭。波兰政府所发奖学金，按当地汇价约合45美元，不足以添置衣服，我国教育部得知后，拨款给我们添置了两套西服，一件夹大衣。在生活方面，5国做法不尽相同。例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除发奖学金外，还专为中国学生制做了衣服。

在5国，每逢双方国家重大节日如国庆、五一节举行庆祝活动和青年学生有什么大的集会，中国留学生都被邀请参加。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中国留学生的代表经常被邀坐在主席台，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这批学生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时在东欧各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受着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到了寒暑假，这些国家的教育部门或青年团就组织中国留学生去山上或海滨度假，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学生朝夕相处，感情相通，无任何隔阂。这里顺便提一下，1950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东欧5国先后选派了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政府对他们也作了良好的安排和照顾。

中国驻5国大使馆对留学生的学习、思想抓得很紧，管得较严；同时也尽量照顾留学生的生活。同学们学习都很努力，并自觉地尊重使馆的领导，非常听话，定期向使馆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后来我国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委托使馆代管留学生的规定。那时有一个精神，即留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大家都遵命实行，在国内有恋爱对象的就主动断了关系，这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中国首批留学生在5国政府和本国政府的关心照料下，在国际主义的气氛和友谊的海洋中学习了3年，初步掌握了这几个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1953年夏结束学业回国（赴匈牙利留学生学习期限延长1年）。那时的留学生都盼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无一人有滞留国外的念头。这也许是由于时代不同，想法不同吧。25名留学生回国后都按原计划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来由于北京大学开设东欧国家语言课、外国语学院成立东欧语系，一部分同志被调任教师，还有两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调入工业部门工作。这25名留学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勤恳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东欧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加强和发展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竭尽努力，他们不计名利、不讲待遇，无私奉献，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和期望。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干部“四化”方针后，这批留学生开始担任较重要职位，后来在外交战线工作的有5位同志担任了国家驻外大使，1位担任大使衔总领事，3位同志担任了驻外使馆参赞；在学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同志担任了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这些人现多已年近花甲。在40多年中，他们在政治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也经历过挫折、逆境和各种风浪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甚至伤害，但他们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忠于国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坚贞品格。如今，有些同志已经作古，其他人也都离休退休，安贫乐道，不失晚节。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