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初期中共上海起义计划演变的再考察【2】
中共此时在上海方面的实际力量主要由上海市委筹划和运作，他们一面加紧工人地下军的组织工作，一面发动各行各业的群众进行公开斗争，准备迎接新四军。很多工厂已贴出“欢迎刘长胜任市长”“欢迎新四军”等标语。一时之间，延安、重庆盛传：“上海工人占领工厂，进行起义。”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38页；张承宗：《红艳千般——往事回忆及其他》，第121页。）同时，新四军淞沪支队也做了积极准备，提出“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登记熟悉上海路名、地段、敌人军事设施、日军机关所在地的人员，准备作为向导，制作了镰刀斧头旗帜以备进城后使用，并且打算在上海起义时将淞沪支队改编为沪西纠察队（《陈伟达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8页；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第213页；顾复生：《红旗十月满天飞——回忆我的九十年》，1997年，第202页。）。
然而，原先华中局在派出张执一等人赴沪工作时，曾授意“用我党我军名义加紧准备群众武装起义”，但由于之后中央已决定不占南京、上海，因此华中局亦持谨慎态度，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华中局在之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叙述此一变化：“日本宣布投降后，我们即派张执一等赴沪协同上海城工会浦东地委，用我党我军名义加紧准备群众武装起义，次日接中央不作占领京沪的电示，遂于铣（16日）午去电上海暂停组织起义之打算而采取以群众面目用上海总工会名义广泛发动工人。”（《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为此，8月16日午间，张云逸、饶漱石复电朱亚民、陈伟达并告张执一，指出：“在上海用我党我军名义号召武装起义的决定暂缓执行”，“应即用群众面目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名义发动广大工人（以陈祥生领导之六七万人为基础）及各阶层人民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在大会上成立上海总工会，选举委员（多吸引有威望之群众领袖）以便用工会名号对外公开作号召（你们一开始不要就用党的名义，党的组织应隐蔽，不应暴露）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如果情况许可时，可立即从浦东部队中挑选短小武装用隐蔽方式进入工厂区作为纠察队骨干）保护工厂维持秩序，在工人区域内做到将国贼汉奸逮捕或驱逐，保证工人区首先落在我们手中”。但是，华中局方面并没有对上海武装起义彻底关上大门，依然留有余地，关键是“要看我所能组织掌握的群众力量之大小来决定是否公开举行群众武装起义”，“如群众力量强大，条件成熟，浦东部队可开入工人区做纠察队之骨干并可马上在全上海及其他市区到处张贴华中人民抗日军总司令部委任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的布告”，“万一群众自发起义已发动时，同意你们予以策应”（《张云逸、饶漱石关于上海起义问题给张执一、陈祥生的指示》（1945年8月16日）。）。当日下午，在接到上海方面8月15日的电报之后，华中局复电要求上海党组织即根据16日午电的工作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之”，“（一）如沪群众运动高涨，浦东部队可进入上海配合群众起义。（二）如情况有利，可将群众起义由工人区域推广到全市区。（三）如情况不利，部队与工人可转入农村坚持游击，壮大自己”（《张饶关于上海起义问题的复示》（1945年8月16日16时）。）。当晚，华中局在关于南京、上海近郊及铁路、长江两旁地区工作部署致粟裕的电报中，亦强调此时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应采取群众性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为主，以武工队活动为辅的方针，是正确的”，“广泛发动群众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群众生活，救济难民和失业工人的经济斗争。这种群众运动与组织发展，愈多愈大愈广就愈好”（《新四军?文献》（5），第72—73页。）。
8月16日，南京伪组织撤销，临时政务委员会成立。18日，蒋介石派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官，指挥新6军和第74军自芷江空运，负责接收宁沪地区，周佛海亦正式受命于国民政府组织行动总队维持上海治安。蒋介石对这一时期的人事安排颇为自得，“对国内各战区招降各种之处理，对伪军对敌军之安置，幸勿错误，尤其使‘共匪’无论在国际与国内对招降一事上，皆无乘隙抵瑕之余地，乃为国家存亡安危之最大关键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271页。）。然而，对于申城局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党组织依然持有利于己方的评估，在8月18日午间致华中局的电报中称：“上海情况混乱，敌伪统治基础基本垮台，国民党力量尚未到达，我力量相当强大，且均跃跃欲试。”（《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接到上海方面汇报之后，华中局考虑在有条件的基础上作出此时可以在申城开展武装起义的指示 赖传珠8月18日日记载：“同意上海对起义所拟的各种指示。”（《赖传珠日记》，第602页。），“目前上海情况如此混乱，敌伪统治基本垮台，国民党力量尚未达到，只要我们力量有可能而又确有广大群众参加（并注意保持党的骨干继续秘密，以便长久坚持）的条件下，我们同意发动广大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但非少数党员与群众干部脱离群众的盲动）”，同时华中局指出武装起义中心“应以工人和城市贫民及反正伪军为骨干，以上海总工会出面，公开号召组织工会及工人武装纠察队，将收缴的一切武装立即武装工人”。关于起义的规模程度，华中局指出：“起义发动应当迅速发展深入，从一个工厂区推到几个和全体工厂区，从部分市民迅速推到全体市民，应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吸引各阶层人民参加起义，不要陷自己于孤立，同时要在上海市近郊发动各地农民起义，响应上海工人起义。”另外，华中局考虑到如果武装起义后形势不利，“可占领一二工人区坚持，如仍有困难，可退到农村领导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与新四军配合”。（《华中局关于发动群众性的上海起义问题的指示》（1945年8月18日廿时）。）在回复张执一的电报中，华中局亦强调在举行武装起义过程中，党组织需做隐蔽，“不管上海能否武装起义，党的组织均应采取隐蔽方针以便长期坚持”，同时指出“上海党大批暴露的干部目前应积极领导和参加公开群众运动准备起义，或于起义后形势对我不利（不能在城市继续坚持时），这些干部均应领导工人及武装起义的市民转入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夺取农村。暴露的干部不要再采取过去那种脱离群众运动个别向根据地撤退的方式”（《华中局关于上海党组织不论是否举行起义都应采取隐蔽给张执一的复电》（1945年8月18日21时半）。）。
几乎同时，华中局又赋予此次群众武装起义以新的内涵，即“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这对国际国内都有极大的意义”（《华中局关于上海举行群众性的起义有关事项的指示》（1945年8月18日21时40分）。）。由于上海当时仍驻有很多日军，若起义武装同时向伪军和日军发动进攻，很难取得胜利。为此，华中局指示上海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前后应向伪军伪政权伪警威胁与进攻，但不要主动进攻日寇”，“只要鬼子不助伪顽与起义人民作战，则我们也可暂不向他进攻。对上海日本投降缴械事宜，则可暂用谈判方式进行”（《华中局关于上海举行群众性的起义有关事项的指示》（1945年8月18日21时40分）；《张饶等关于争取上海日寇在我与伪顽斗争及上海起义中暂守中立问题给张执一等的指示》（1945年8月19日）。）。
8月18日晚，上海党组织再度致电华中局，汇报上海“在我掌握之下群众约廿万人，群情激昂跃跃欲试”（《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得到上海方面的鼓舞，华中局进一步作出决断，于8月19日上午致电浙东、江浙、浦东（粟裕转张执一等人），发出上海群众武装起义训令，“根据已有群众力量可即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在具体形式上“可用庆祝日本投降名义，首先在工人区域召集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起义。起义后即占领工人区并缴除附近伪军武装”。同时，华中局决定由张执一、陈伟达、陈祥生和浦东支队（即淞沪支队）、上海党各一负责人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武装起义，张执一任书记、陈伟达任副书记。起义的公开指挥机关由陈伟达任总司令，并从各企业有威望老工人领袖中及反正伪军、伪警中有威望的领袖各提拔数人任副总司令，张执一任政委，陈祥生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各大工厂、各区域、各重要街道均应有总指挥，当挑选工人中有威望领袖任总指挥官”。（《华中局向上海发出可立即发动起义电》（1945年8月19日9时）；《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中及起义后领导人员安排的决定》（1945年8月19日9时40分）。）华中局又致电粟裕、陈丕显、谭启龙：“于接到上海群众武装起义通知后，苏中应即告五、六分区，浙东即告浦东、浦西，江浙即告杭嘉湖及江南各地武装，积极策应并迅速破坏铁道交通牵制，使敌伪不能向上海增援。”（《张云逸年谱》，第211页。）另外，决定从浙东抽两个主力团、杭嘉湖调一个团、苏中四分区一个团，共四个团星夜赴上海增援（《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同日，张云逸等又致电张执一、陈祥生、陈伟达：“（一）上海起义后，除对顽抗不愿缴械投降之伪军伪警应坚决消灭外，应广泛吸收各阶层各界人士参加我政权。（二）在反动武装尚未完全解决与革命秩序未完全恢复前，财政、税收、金融、海关、邮电一切行政经济社会机关，只要他服从我命令，一切暂时照原利用，以待将来逐步改造，免致混乱。（三）上海伪保甲制及帮会、流氓、宗教团体应很好掌握和利用，但对坚决助顽反我的大流氓应采杀一警百，以震慑和争取之。”（《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成功后应注意的政策给张执一陈（祥生）（维达）的指示》（1945年8月19日）。）
在发出关于举行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的一系列指示后，张云逸、饶漱石等以华中局名义向中共中央做详细汇报：“（一）于敌宣布投降后数小时，即派出大批干部出发到了上海。（二）上海我可掌握控制力量总计二十万人，计水电、邮政、电车、电话、铁道工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日本厂拾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资本家不愿助我，怕内战；中间分子观望中；敌人多集中不动；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三）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四）因此，华中局于今晨正式发出训令，上海工人、市民与近郊游击队，实行武装起义，缴除伪军、伪警武装，占领上海（但暂不主动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上海市政府。”（《华中局关于组织上海起义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同日，华中局也有其他报告致中共中央，汇报先前对上海方面的指示情况，其中提到华中局8月18日复上海方面午电以及8月19日上午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指示。（参见《华中局关于已发出上海起义的通令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9日）。）20日上午，中共中央（毛泽东起草）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中央关于上海起义方针的批示》（1945年8月20日10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9页。）同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华中局要求“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批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这些起义军一律改称为人民解放军，冠以地名（例如上海或无锡人民解放军）”（《中央关于迅速发动京沪杭地区农民武装起义及起义军名称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此时明显受到华中局在沪发动群众武装起义的革命精神感染，进而又征询华中局关于南京方面的情况，“南京群众及武装力量，我方能掌握多少，有无起义胜利之条件”（《中央关于南京上海举行起义问题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20日）。）。显然，华中局此时还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南京一地的情况和上海还有所不同，“日本集中主力在南京，同时敌伪顽合流，我在南京发动起义无把握”（《华中局关于南京起义无把握致中央电》（1945年8月20日18时）。）。
既然上海群众武装起义已箭在弦上，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部署，以充分实现里应外合的战略。为此，华中局致电粟裕、叶飞等，命浙东“即派两个主力团由何克希率领星夜赶赴上海增援，愈快愈好”，“江浙军区即由杭嘉湖派一个主力团星夜赶赴上海增援”，“金明即速设法赶赴上海指挥起义，可到浦西部队或沪西工人区接洽”（《华中局关于令何克希率两团主力、江浙军区派一个主力团赴上海参加起义并令金明去沪指挥起义的命令》（1945年8月20日）。）。当晚，张云逸等致电粟裕转谭启龙：“同意张翼翔立即率领两个主力团北渡，向上海挺近，愈快愈好。何克希望令其星夜赶去，但部队应先北上不必等他，可派一、二熟悉上海情况的负责干部随张前往。”（《华中局给谭启龙复电同意由张翼翔率部支援上海起义》（1945年8月20日18时）。）但因何克希正率第二纵队（浙东纵队）主力一部向宁波城外推进，来不及转赴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张云逸、饶漱石调整部署，决定“由谭启龙率两个主力团与张翼翔一道立即北渡，留何在浙东主持”《（张饶关于由谭启龙率浙东部队参加上海起义给谭等电》（1945年8月21日21时）；《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另外，华中局指示张执一、陈祥生在上海起义后，“发动群众设法破坏飞机场，使重庆飞机无法降落”（《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后立即破坏机场事给张执一等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并且要求江南、浙东、苏中、皖南在长江以南活动部队，除主力准备战场，迎击顾祝同来犯与相机收复各县城外，“各地方兵团、民兵应以极广泛极迅速方法在各地活动，发动群众地方起义，夺取农村及市镇，缴除伪军、伪政权武装，武装人民”（《新四军?文献》（5），第88页。）。显然，华中局还希望通过发动各地的群众起义以形成呼应之势。在政治工作方面，华中局深知上海为受国际瞩目之城市，此地各方关系异常错综复杂，因此指示张执一等“对各方均派代表联络争取合作，对坚决反我顽伪各高级军政特工人员，可择一、二主要通敌有据的人，以汉奸罪名公开打击或逮捕之，但不可乱抓乱杀，造成混乱”。当时，美国正在调派大批飞机、军舰为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占大城市。针对有可能的美军在沪登陆问题，华中局从统一战线角度出发来作出应对，“如果美军登陆，当即派人员正式联络，要求他尊重我政府，并派人与集中营英、美、苏各方人士联络，广泛建立国际国内各界统一战线”。（《华中局关于在上海起义前后设立电台、捕杀要犯及应付美军登陆等问题给上海领导人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而且，要求在上海起义之后“即设新闻台接收延安、华中广播”，出版《新华日报》，并且“大量发行传单及翻印朱总司令命令”，“上海起义军的机关一切人员，可由军首长陈张饶命令公布，到处张贴之”（《华中局关于上海起义后即设立电台出版新华日报、印发传单、命令布告等问题给张执一、陈维达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上海一地的实际力量并非想象中不堪，至少在国民党看来，为了防止中共势力“侵入与确保当地之治安”，由周佛海暂时负责维持的上海，“秩序尚好”（《戴笠电转宋子文受降事宜委何应钦负责》（1945年8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戴公遗墨-军事类，第2卷，档案号144-010103-0002-010。），由其组织行动总队指挥上海保安队、警察局、税警局、第12军各部，维持沪杭治安；并于8月20日成立司令部，周佛海任司令，罗君强等人为副司令，徐肇明为参谋长，分设秘书、参谋、政务、财务、经理、军法、宣传各处，下编八个总队、一个江防队及青昆、杭州、宁绍等三个地区指挥部（《汪伪汉奸审讯笔录》（上），第173页。）日后周佛海被审判之际，陈果夫、陈立夫亦为其这份表现求情道：“在京沪杭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为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尽陷共党之手。”（《陈果夫陈立夫呈蒋中正周佛海于维持江浙不无微功请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1947年1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20300-0003-079。）。日军虽已投降，但是冈村宁次在8月18日拟定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只向国民政府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5—46、37页。）。
在进一步了解客观力量实际对比之后，上海行动委员会朱亚民、陈伟达于8月19日致电华中局，认为上海市区缺乏起义的骨干武装，若立即发动起义，仅凭淞沪支队、上海地下军及群众力量难以占领整个上海，估计最多只能占领一两个工人区，因此请示是否待新四军主力到达后再发动起义（《张云逸传》，第299页。）这一电报也有可能是张执一以新四军淞沪支队（陈伟达、朱亚民时任淞沪支队政委与支队长）的名义所发。（关于张执一对此的回忆见《张执一文集》（上），第132页；《张执一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12月20日）。）。显然，原本所称的掌握20万群众是有所夸张的 有亲历者认为群众人数夸张成分乃陈祥生所为。（参见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37—139页；《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46页。）。上海党组织为之产生顾虑和犹豫，然而华中局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有计划。就军事角度来看，华中局指出“已令浙东两个主力团及江南一个主力团赶赴上海增援起义，你们部队应向上海近郊挺进，作为上海群众起义武装骨干”，而就政治角度来说，“上海武装起义对国际国内影响与中国革命前途均有极端重大作用”，因此要求“必须贯彻，不可动摇”（《张云逸饶漱石电告上海负责人已令江浙派部队支援上海起义》（1945年8月20日23时）。）次日（8月21日），华中局亦致电张执一、陈伟达：“上海起义对国际国内影响与对中国革命前途将起决定作用，同时起义后即使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争取胜利，故万不可犹豫动摇，必须坚决贯彻。”（《华中局关于在举行上海起义的问题上不要犹豫、动摇给张执一陈维达的指示》（1945年8月21日）。）。8月21日晨，张云逸、饶漱石致电上海行动委员会张执一等人，告知“已速令浙东、江浙主力兼程开沪策应起义。如你们估计现有力量可能占领一、二个工人区，盼立即占领几个工人区并迅速推广到全市，不必等待主力到达才发动，但在主力未到前可不必向伪军集中进攻，而先集中全力推广群众组织与武装群众”（《张、饶关于上海举行起义问题致张执一电》（1945年8月21日7时）。）。
于是，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工人地下军先行占领信义机器厂，打算由警委系统的党员做内应，夺取戈登路伪警察分局枪械库内的2000支枪武装工人，其他地区的地下军和党组织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行动，迎接新四军。遵照华中局关于不论是否举行起义都应采取隐蔽的指示精神，工委决定以清算日伪罪行、要求复工和分发厂内存米为动员群众口号，行动的真实目的只传达到沪西工人地下军领导和沪西地下党组织的少数负责干部。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39—140页；张承宗：《红艳千般——往事回忆及其他》，第119页。）
此时，粟裕、叶飞根据华中局指示，制订了策应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的方案：准备派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率领两个主力团、叶飞率领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前去增援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留苏浙区党委副书记金明在苏南主持地方工作；将军区主力分散于沪宁铁路沿线活动，以策应上海群众的起义行动。对此，华中局认为此时苏浙军区既要抽出兵力增援上海群众武装起义，又不能分散力量应对国民党顽军。当晚，华中局就此致电粟裕、叶飞、金明：“（一）同意金明留苏南主持地方工作，由叶飞率十支队向沪急进。俟叶到达后，由叶任上海武装起义的总司令。（二）江南主力仍应在宣长路与溧武路一带收复据点，准备战场，打击来犯之顾顽。无锡至丹阳一线，主要由当地地方武装（如丹北、苏常太、江南）担任发动地方群众起义，响应上海起义。（三）叶飞出发后，如果江南主力又分散到沪宁路沿线活动，则不但有分散力量减弱应付顾顽的危险，而且也有引起我们主力与日本尚未投降的军队陷于正面冲突的可能，这两种都对我不利的，因此不要因为上海起义变动主力原来的部署。”（《华中局关于由叶飞率部去沪担任武装起义总司令及叶走后江南部队部署问题给粟、叶、金的指示》（1945年8月21日18时）；《叶飞回忆录》，第345—346页。）
三、叫停上海起义与重新部署方略
在华中局与新四军正要落实里应外合在沪起义之际，中共中央亦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的大城市，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然而，此时斯大林基于维护雅尔塔协定与《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8月14日签订）中所获利益的考量，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要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改变初衷，接受蒋介石邀请，赴渝和谈。于是，8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改变了原有支持上海起义的态度，重新订立新的政策。中共中央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各种团体宜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等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中央关于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1日14时）。）据此，华中局于当晚致电张执一、陈伟达、朱亚民并告粟裕、叶飞、金明、谭启龙等，调整原有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的计划：（一）今日日本代表已到后方与何应钦谈判，估计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市长。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可能被镇压下去，故宜将武装起义改为广泛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树立我党在上海群众的合法基础，以便盟军登陆和国民党到达上海后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并立即建立群众性的报纸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要建立我们领导的市政府。（二）为了发动群众夺取农村，策动上海群众斗争，收缴顽伪武装，扩大部队，江浙军区可派另一同志率一个次要团到上海附近一带活动，因为叶率老一团前往，将要影响对顽战斗。（三）浙东部队即停止出发，留原地活动。（《华中局关于取消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通知》（1945年8月21日亥时）。）华中局发出此电之前，还曾分别于18时与21时致电粟裕、叶飞、谭启龙，就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增援上海起义部署工作。（《华中局关于由叶飞率部去沪担任武装起义总司令及叶走后江南部队部署问题给粟、叶、金的指示》（1945年8月21日18时）；《张饶关于由谭启龙率浙东部队参加上海起义给谭等电》（1945年8月21日21时）。）赖传珠于当日亦有记载：“中央要我们停止上海武装起义事，特令叶飞率领的一个团及谭启龙停止行动。”（《赖传珠日记》，第603页。）
当日午夜，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华中局，就停止上海起义作出说明：“目前起义对于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并对接下来如何在上海开展工作作出大体规划：“目前应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等。党的组织尽可能保存秘密状态，只有站不住的党员才准备撤退。”关于浙东部队，“应准备在情况严重时转到浙南”。（《中央关于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8月21日24时）。）当时叶飞率领的部队已在宜兴桑桥集结待命，“已经要上船了”，苏浙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赶到桑桥，传达停止命令。谭启龙在接到命令亦感到“太突然了”（《叶飞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0—211页；《叶飞回忆录》，第346页；《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第229页。）。
由于信息传递有碍，沪西上海工人地下军与部分起义群众依然于8月23日一早实施占领机器厂的计划，直至该日下午才接到停止起义的命令（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41页。）。也就在同一天，华中局亦基本放弃了南京起义，并就此向中央报告：“蒋介石利用种种关系已将大部大股伪军控制，实行顽伪合流”，“日寇大部集中南京，警戒森严，自警卫三师拖到江北反正后，我群众力量甚薄弱”，“只有个别城区保有相当基础，现正加紧活动中，但要发动大规模起义估计极困难”（《华中局关于顽伪合流、日寇集中南京警戒森严、难于举行起义等情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21日）。）。
8月22日早晨，张云逸、饶漱石等人又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汇报“已通令取消上海起义”，并同时致电张执一、陈祥生、朱亚民、陈伟达，再度告知“华中局决定取消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华中局电中央已下令停止举行上海起义》（1945年8月22日6时）、《华中局关于取消上海武装起义的决定》（1945年8月22日6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于当日联合发出指示，向全党解释策略调整的背景：“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在总体战略层面也从武装起义转变为和平谈判：“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243页。）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8月23日记中对此记载：“苏联由于中苏条约所限，对我不可能有大的援助。中国革命整个形势可能变化，我们整个方针及思想均应变更。”（《赖传珠日记》，第603页。）
显然，中共中央此时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中共；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中共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没有合法地位 （就军事力量来说，毛泽东当时承认：“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页）。当时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亦认为：“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д.14,п.244, л.13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Книга2，c.48. ）。因此，不仅是上海，原本夺取天津、太原、北平等大城市的计划不得不取消。至于苏联控制下的东北地区，中共此时仍寄予较大希望，决定抽调干部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针对蒋介石分别于8月14日、20日两次电邀赴渝“共订大计”，毛泽东于8月22日给蒋介石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立即赴重庆，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53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9、12页。）
8月24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张云逸等人，指示华中局与新四军关于今后的总体部署，指出“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在大城市里开展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并且“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245页。1945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谈中亦表示：“18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д.14,п.244, л.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Книга2，c.215. ）。华中局接受中央层面的指示并在上海停止武装起义之后，也有必要就上海如何开展今后的革命工作，作出进一步的部署。
同日，华中局致电刘长胜、张执一、陈伟达部署停止武装起义后上海的工作方针，“应广泛发动群众（首先是工人店员学生），组织群众，普遍广泛的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广大群众性质的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这种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发展得“愈多愈广愈大就愈好”，“我们虽然停止武装起义，但应坚决争取各工厂各重要产业部门”，“各工人区域的广大群众完全控制在我党的领导下”，并且要“广泛的建立工人纠察队、自卫队来维持工人区域之秩序”，“应当以广泛的群众运动和个别工人区域在我们实际控制为基础的条件下，以和平（反内战）民主（反独裁）团结（反分裂）三大口号来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赞成民主的资产阶级和盟邦人士）”，“要善于把群众的公开组织与党的秘密组织很好分开，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很好配合起来”，“只有依靠广大坚强的群众组织作基础及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拥护才能保证我们将来更有效的和国民党做民主合法的斗争，孤立国民党确立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华中局关于上海停止武装起义后的工作方针给刘长胜、张执一、陈维达的指示》（1945年8月24日）。）。同时，在关于上海的人事安排方面，华中局要求上海主要负责同志不要轻易离开上海，同时应将电台留上海附近以保持上海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张执一仍应留沪主持工作”（《张云逸、饶漱石关于上海工作安排问题给刘、张执一等的复电》（1945年8月24日22时）；《饶命张执一留沪主持工作电》（1945年8月25日）。）。8月28日，毛泽东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四、余论
从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研究部署新四军全面反攻及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工作，至8月21日上海起义被中共中央叫停，前后总共十来天，时间并不算长，但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还是中止，皆有多重复杂的内外因素参与其中。
就中共角度而言，在这一过程中所制订、择取的政策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组织内部不同等级决策行为体对整体形势和实力对比的解读与判断。上海起义计划方案的制订与中止主要经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上海党组织（行动委员会）三个等级的决策行为体完成。中共中央统揽全局，华中局直接领导上海城市工作，而具体深入申城、负责组织动员领导武装起义的工作由上海党组织（后组建行动委员会）负责。8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自身对战后形势的判断，作出在江南不占领大城市的决定，华中局相应地以沪宁杭三角地区群众普遍发动为工作重点，但中共在华北等地对大城市依然采力争态度，并积极做好全国内战之准备。8月16日至20日，受上海党组织对局势判断的影响，华中局的决策亦相应由暂缓起义、有条件起义最终转变为坚决发动起义（《华中局令上海负责人立即坚决勇敢发动上海群众起义电》（1945年8月20日）。），并推动中央在这一问题上拍板许可。当然，8月21日中共中央中止上海起义与前次的战略改变有所不同，此次叫停并不限于上海，而是涉及全国范围，且基于苏联所施加的“紧箍咒”。由此，华中局、上海党组织的城市政策亦相应恢复先前在城市主要开展组织发动群众工作的方针。因此，决策上海起义的中共三层指挥体系除了考量角度各有侧重外，在政策、策略制订方面亦互相施加影响。除了中央指示由上而下的层层贯彻外，来自上海地方基层的判断与建议亦能自下而上经过华中局一层而影响中央决策。
在上海起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上海党组织在各自所获的信息、情报（亦有不实）基础上作出相应决策，但又各有局限。虽然1944年6月至8月召开的华中局高干会议强调要加强宁沪一带的情报工作，但这一期间的情报工作仍未做到尽善，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工作没有做好”（《开展京沪情报工作》（1944年8月）；《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页。）。上海党组织身处地方一线，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中层乃至高层决策，然而在这一点上，受错误信息和情报的影响，一度对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华中局在起义的方案计划方面，前期主要强调客观力量条件，而到后期制订政策则显得较为即兴，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反复强调起义之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并以武装力量退至乡村为最坏打算，尤其在起义方针得到中央认同之后，关键的军事实力对比考量反而退居次席，甚至在知晓上海方面的客观情况汇报后亦不为所动。而在中央层面，接受、分析来自国际（苏、美）与国内（国民党、日伪）的信息，解读、判断当下总体局势，乃是其制订、调整相应政策、策略，定位自身战略的必要基础。因此，从中央决策的角度来说，内外因素几乎占有同等比重（ 1945年8月30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谈中也提到：“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须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д.14,п.244, л.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Книга2,c.216. ）。
上海起义从提出到被中止，显然经由来自当时多方合力之演化所致。平心而论，即使起义在当时没有受到外力阻止的情况下，中共亦实无必胜之把握。尽管如此，华中局在计划停止之后所作出的在上海“放手发展群众组织”“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很好配合起来”“很好掌握统一战线政策”等革命策略（《华中局关于上海停止武装起义后的工作方针给刘长胜、张执一、陈维达的指示》（1945年8月24日）。），却为日后解放申城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本文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