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初期中共上海起义计划演变的再考察

摘要：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共曾经制订出上海起义的计划，当时希望通过城内群众武装起义与外围新四军里应外合的方式，一举拿下这座国际大都市。起义计划经过数度调整，后正要全面付诸实践之际，却又被强行叫停。中共上海起义计划方案的制订与中止主要经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上海党组织（行动委员会）三个等级的决策行为体完成。在起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从中央到基层的不同等级行为体在各自所获的信息、情报（亦有不实）基础上作出相应决策，因而各有局限。除了各自考量的角度各有侧重外，在政策、策略制订方面亦互相施加影响。

关键词：上海起义；中共中央；华中局；上海党组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共曾经制订出上海起义的计划，当时希望经由城内群众武装与外围新四军里应外合的方式，一举拿下这座国际大都市。然而，正当此计划全面付诸实践之际，又被强行叫停。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仰赖部分亲历者的回忆，多着墨于起义计划的开端与结尾，而对中间的复杂演变过程往往失之于简，且因记忆有限，不无矛盾与错讹之处。此外，以往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往往预设中共在考量形势与作出判断的过程中乃铁板一块，缺乏对组织内部逐级行为体作用的详细描述。因此，本文基于档案文献，结合年谱、日记、回忆录等相关史料，力图对上海起义方针从制订到停止的演变历程加以细致梳理，并就中共决策何以数度调整及其背后的内因外因加以分析与解读。

一、夺取上海目标的提出及其初步搁置

1945年8月，随着美国的核打击（6日、9日）与苏联对日宣战（8日），中国战区的形势开始发生极大改变。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共此时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并提醒“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8—619页。）。翌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指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5页。）。但在具体落实层面，华中局与新四军 1945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新四军军分会，由中共中央华中局直接领导新四军部队。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曾山、赖传珠任华中局常委。方面就是否夺取南京、上海两大城市一时无法把握，“如果日寇即无条件投降，我们派大兵入上海、南京恐又生变，不派兵入城，又丧失有利影响”（《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84页；《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因此，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于当天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指示。相比较新四军方面的犹豫，中共中央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夕，对夺取上海等大城市的决心十分坚决，在具体征战目标方面，指出由“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浙东担任沪杭甬之线”，“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十万到十五万人，沪宁线至少七万人”。此外，中央要求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甚至就进入城市之后的工作，中央也做了明确部署，“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发动群众，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坚决镇压一切反抗”。面对可能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武力威胁，中央要求“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213—214页。）

当天晚上（8月10日），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署新四军全面反攻及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等工作（《张云逸年谱》，第203页；《张云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0页。）。为使上海武装起义能充分动员群众、里应外合，华中局命令城工部所有干部立即回沪开展工作，为此组建中共上海市委，由刘长胜任书记，委员包括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陈祥生等，负责落实整合上海方面新四军淞沪支队与工人地下军等武装力量（《张执一文集》（上），华文出版社，2006年，第131—133页；张承宗：《红艳千般——往事回忆及其他》，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20—121页；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上海市总工会工运志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地下军纪事》，1995年，第22页。）。

8月11日，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致电新四军各师（第五师除外）、各军区，对日伪军实施全面反攻进行部署，在遵照中央10日来电的基础上，要求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重点以夺取南京，粉碎顽军进犯，并阻击顽之进占上海之任务”，同时准备截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的部队之来犯；第二纵队（浙东纵队）除留必要地武及金萧支队就地坚持并破坏交通外，主力应转移至沪宁线地带；浦东、浦西部队设法收缴敌伪武装，肃清“忠义救国军”土顽，“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并策应上海的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46页；《张云逸军事文选》，第486页；《张云逸年谱》，第203页。）。

此时，在解决日伪军队、开展城市工作与应对来自国民党军的挑战等方面，毛泽东信心十足，经由其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要求各区党委：“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同时“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228—230页。）。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日本投降之际，对接收上海这一重要城市也是“做足功课”。蒋介石在知晓日本乞降消息当晚（8月10日）即致电何应钦，指示对各战区日军投降应注意的事项，尤其在敏感的受降、收编环节，更是“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67—68页；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530页。）。当时驻中国的上百万日、伪军由谁受降，是国共双方面临的极为紧迫重大的问题。为确保战后接收顺利，蒋介石更注重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8月11日通令沦陷区地下军及各地伪军，要求其“乘机赎罪，努力自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82—83页。），既为国民党接收效力，又可以在接收完后加以收编。同时，蒋介石又下令中共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83页。）。当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负责伪币和复员计划问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9—10页。）。戴笠的情报系统亦开足马力（1944年10月，刘长胜即在《上海工作情形》的报告中称“戴笠系统派大批人员来沪，声言是来准备收复上海的”。（《刘长胜致中央转刘晓电》（1944年10月25日）。）），尤以周佛海为努力拉拢之对象。1944年12月底，周佛海任伪上海市长兼保安司令，麾下有伪军警3万人，其中精锐部队有伪税警团1万余人，为当时伪政府的实权人物，对国民党宁沪地区的接收尤为重要（《周佛海日记全编》（下），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967页；《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98页；《张云逸传》，第294页；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第138页。）。8月10日，戴笠致电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速根据既定方策，呈准军委会令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指挥（总队长），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宣传处长。另就军统局历年来所策动之伪军一百廿五部中势力较大者，给予先遣军或支队名义，计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赋予维持当地秩序，阻止共军滋扰之任务。” （国防部情报局：《戴雨农先生年谱》，1966年，第189—191页。）周佛海在接到戴笠电后，即允诺“今后当以全力实现钧座之期望”（《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175页。）。同时，戴笠亦令“忠义救国军”“速向京、沪、杭、芜挺进”，并有中美合作所美方官兵300余人，随同“忠义救国军”开进宁沪杭地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1页。）。此外，蒋介石侍从室在8月11日所拟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中提出，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饬五、六战区与四方面军向武汉推进，三、九战区向上海、南京推进，十战区向徐州、海州推进，十二战区指向东北；向美方交涉空中运输机空运部队，以一师降落上海附近，二师降落北平、天津附近，以为接受日本投降解除武装之准备（《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686页。国民党亦制订《日本投降后沦陷区奸伪可能动向之研究及对策》，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5—67页。）。

而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积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美国太平洋战区力量应准备控制中国的关键港口与交通要点，美军控制地区和所受降的部队只能交与国民政府。”（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Ⅶ, pp.527-528. ）11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致国务卿报告，“建议日本投降后须将所有在华的武器交与国民政府的军队”，“如果美国和联合国家允许中国的一个武装好战的政党接受日本的投降并缴获日本人的武器，那么必将上演中国的内战”（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Ⅶ,p.530；Harry S.Truman,Memoirs, Volume One, 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5, p.434.）。而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日后坦承道：“蒋介石需要我们帮助运送他的部队去日本主要军队准备投降的地方，否则中共将夺取日军的武器顺带占领日军控制的地区。” （Harry S.Truman,Memoirs, Volume One, Year of Decisions，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5, p.445.）

体认到战后受降的重要性，新四军领导人对于国民党政府垄断受降的企图，作出针锋相对的举措。8月11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电新四军各部，提出执行延安总部命令时应注意事项，其中包括针对各地区之敌伪，首先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如伪军家属、亲友，商人原有工作关系，日军俘虏等）派去劝说投降缴械；应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民兵、地方自卫武装实行困胁，配合地方主力以军事威力达到政治争取和解决之目的；凡自愿对我缴械之敌军，应保障其生命财产之安全；凡自愿投我之伪军，应给以三大保证 （指1945年6月15日新四军政治部颁发的《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自新条例》的规定：（1）保证既往不咎；（2）保证生命财产；（3）保证不改编、不缴械、不降级、不剥夺其军权。《新四军?文献》（5），第45页。）。尤其是最后一点，如执行不好，“可能引起敌伪反感和决心反我”（《新四军?文献》（5），第45页；《张云逸年谱》，第203页。）。同日，新四军军部致华中日军通牒：立即命令所属部队及机关停止一切抵抗，并在原驻地听候处置；将一切武器、交通工具、军用器材及所有物资，于24小时内全部交与就近之本军部队，不得有任何损坏，亦不得交与本军以外任何方面；对中国人民及盟国俘虏不得有任何损害行为；即派代表到就近本军部队接洽。在日军遵行上列诸项后，本军即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以生命安全之保障，如违反上列任何一项，即视为敌对行为，予以坚决消灭。（《新四军?文献》（5），第44页。）就战后上海市长人选，国共双方各自任命钱大钧与刘长胜为申城市长，可见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然而，由于国民党占有战后受降的内外优势，其在宁沪杭地区的军事实力为之大增就当时中共在上海的主要武装力量而言，陈伟达、朱亚民等领导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浙东纵队）淞沪支队主要活动在上海郊区，至1945年10月北撤时，加上全体地方干部为1500余人。张执一亦回忆当时淞沪支队“有千把人”。（《张执一同志访谈记录》（1979年12月20日）；另参见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第196、223页；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39页。）工人地下军大体分为张祺工委系统与周克近郊工委系统，张祺方面的工人地下军多时有200余人，其后在上海武装起义计划放弃之后，两方面工人地下军在青浦观音堂会合整编，1945年9月底人数近100人（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131、136页；《上海近郊地下斗争纪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16页；周克：《风雨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121、124页）。）。8月11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在“三战区集有远较我为优之兵力，近更从闽浙赣源源增援”，我方目前能抽出机动参战部队，“不能超过十二万”，“在苏中尚有孙良诚、颜秀五、李明扬等顽伪二万人以上”，故对同时担任向南、向西任务，“颇有兵力不足、顾此失彼之感”，为集中兵力夺取南京及准备击退顾祝同部来犯，与彻底消灭苏中伪顽起见，“我们由第七师抽三个团渡江夺取芜湖”，同时“以苏浙军区各部夺取南京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上海”，“我们估计顽军仍将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和我争夺大城市，内战危机将日益严重”（《张云逸年谱》，第203—204页。）。

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夺取上海成为中共中央苏浙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去电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要求抓紧部署和加强上海方面的工作。当然，主要负责上海城市工作的华中局城工部也深知上海“为国民党必争的城市，如果我们不迅速设法迅速加强上海工作，则不但将来夺取或夺取后管理困难”，“而且国民党有利用群众情绪”（《城工报告》（1944年11月7日）。）。但直至1945年2月，在华中局看来，国民党在江南的力量“基本未变”，而且发展东南，确保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任务，“较发展任何其他地区为困难”（《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580—581页。）。此外，“普遍建立地下党的组织”，以便“能够建立大批地下军”的工作，“在有些地方是有了初步的开展”，但是根据中央指示，“在去年（1944）下半年到今年（1945）上半年要做到显著的成绩来讲那我们还差得远”（《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382—383页。）。不仅如此，“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二十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33页。）。毛泽东亦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醒全党：“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9页。）。基于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对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作出调整，8月12日致电华中局，指出“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有所改变，新四军方面应“就现地向四周扩展”，主要致力于“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此外，“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原本准备主力转移至沪宁线的第二纵队（浙东纵队），“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另外，“江北力量全部留在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新四军?文献》（5），第51页；《张云逸年谱》，第204页。）

同日，陈毅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电，进一步就如何执行中共中央8月12日指示提出具体建议，其中将夺取乡村与县城的任务具体化，“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且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如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江南的任务是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屯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针对国民党军来犯，中共“按照自卫原则”亦作出调整，“顾祝同大军如分路东进京、杭、沪通过我区时，不作正面堵截，应让其通过，即截击其翼侧后尾”。（《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张云逸年谱》，第204页；《新四军?文献》（5），第52页。）

除了考量上海一地的实际力量对比外，由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缘故，愈发凸显东北在全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为此，8月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集中在延安的东北干部及确定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组成训练班，准备派往东北工作。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干部团（其中有连级到旅级军政干部），准备交由吕正操、林枫带去东北。及至8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晋察冀、晋绥分局和太行、太岳区党委，令所有东北籍及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集中待命，准备第二批开赴东北。显然，出于战略侧重与实力对比而言，中共中央此时选择暂时不以江南地区大城市作为攻占目标，“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232—233页。）。

二、上海武装起义之再启的曲折历程

暂时作出不以正规军事力量夺取上海等江南大城市的战略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就此彻底放弃。在毛泽东看来，此时中共的方针应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全国性的内战“要有准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5页。）。因此，在新四军一时无法进入上海等大城市的局面下，除了占领农村市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等部署亦成为华中局的重点工作（《新四军?文献》（5），第60—62页。）。8月13日，饶漱石、刘长胜致电朱亚民等人，再度明确新四军“目前不打算进占上海”，“应以人民面目（而不必以新四军面目）积极活动”，并且要求上海党组织“仍采取隐蔽精干政策，以便长期坚持”（《饶漱石等关于取消占领上海计划的通知》（1945年8月13日）。）。翌日，华中局亦致电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叶飞，“中央指示不要作进攻南京、上海、杭州的打算，不要打算入大城市，要火速集中力量，准备打击顽军的进攻，只有粉碎顽军进攻，一切才有办法”（《张云逸年谱》，第207页。）。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中国（东北除外）、台湾和法属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的所有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p.530.），并且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 （Harry S.Truman,Memoirs, Volume Two, 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2,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p.62.）。蒋介石亦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要求其“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蒋中正电冈村宁次指示投降原则并派代表接受何应钦命令》（1945年8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20300-00027-017。）。在此之前，国民党于8月13日得到周佛海的情报，其在与冈村宁次代表羚山崎晤谈中得知，冈村宁次称“日在华派遣军只能将武器交与蒋委员长”。而且，日驻丁山口防守司令见周佛海时称：“日军一接到东京训令，便与伪市府联合防守上海治安，及管理水电等”，“在接收前严防奸匪活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175—176页。）为避免上海出现混乱，便于国民党接收，戴笠致函周佛海道：“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支持之也。”不仅如此，戴笠亦直陈周佛海，如武器弹药缺乏，可与日方接洽，“按照需要收缴一部分备用，以免为奸匪所乘”。（《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175—176页。）显然，国民党在当时“上海情形混乱”之际，力图借由周佛海来“掌握伪方军警力量，以免奸伪乘机捣乱”（《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531页；《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第1106页。）。不但如此，国民党方面在受降问题上针对中共的正当要求表现得异常强硬。8月18日，蒋介石电何应钦，明令“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我受降计划者，得呈请本委员长下令惩罚之”，“敌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对非指定之部队而擅自向其投降或让防，或于投降期间不遵我军命令实施者，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并对不遵命令之敌部队长或敌军最高指挥官，直接予以处置”（《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64页；《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