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塑造：现代新思潮与中国革命思想【2】

三、理论转向：“新”政治思想的兴起

《新青年》创办初期，陈独秀等人就曾声称该刊只谈文化不谈政治，但随着国内政局的时势转移，政治找上门来了，《新青年》也不得不开始谈论政治问题。其实陈独秀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到，说《新青年》不谈政治是一种误解，《新青年》要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的意识根底不是一个不谈政治的人，因此，从《新青年》创办开始，他就力劝高一涵撰述有关政治理论的文章，《新青年》也在几年里持续刊发过高一涵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但高一涵大多是介绍西方18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新思想”“新政治”（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此中显示的是《新青年》早期启蒙主义的特色，但这种启蒙主义的政治思想维持得并不太久，因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已经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所能解决，中国需要有应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新”的政治思想理论，于是社会主义理论就因应时势而成为一种强势政治思想在理论界传播。

就思想的历史情形而言，“社会主义”一词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日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在20世纪初就有多种中文译本 （可知的版本有以下几种：中国达识译社译，浙江潮编辑所1903年10月版；蜀魂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版；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3月版；等等。），影响巨大，而在1906年间，《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与“改良”性质的争论，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影响力。但是，几十年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零星介绍与讨论，大都被局限在一种政治学说范围内，没有将其提升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力量来看待。1917年间的《新青年》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尚未具备讨论社会主义的条件。有读者褚葆衡来信对“记者”提到：“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对此，《新青年》以“记者”（实为陈独秀）的名义回复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新青年》第2卷第5号“通信”栏，1917年1月1日。）可见，此时的《新青年》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问题放在急需讨论的位置上，至少不是办刊的重点取向。

《新青年》关注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问题，在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才出现端倪。是年5月，《新青年》专门出版一期“劳动节纪念号”，除几篇介绍欧美劳工运动的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是有关中国社会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劳动阶层的工作和生活现状以及阶级关系，可以说是思想界最早对中国底层社会进行调查分析的历史文献。调查报告所体现的不平等的现实劳动关系，尽管是社会主义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报告几乎没有提出解决社会制度的方案，这是最大的缺陷，甚至个别报告提出这样的要求：“‘劳工解放’‘劳工神圣’这许多声调，已经唱得很高了；然而劳工依旧是束缚，劳工依旧是奴隶。不过在提倡劳工解放的诸君，既没有晓得我们工人的实在情形，并且也没有这等的势力，所以不得怪他们。但是吾现在已将我们的内容讲明了，就不得不盼望诸君，帮助我们共除那种不平等的事，使我们脱离这苦海。一方面再拿智慧道德，来灌输我们，指导我们，使吾们都成功有人格的工人；那末，工业发达，也是易如反掌的。倘若不是这样办，那末任凭你天天在报上鼓吹，到处去演说，恐怕都不过空谈罢了，要想收实效人确是难的。” ）李次山编辑：《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显然，在理论上，从中国劳动状况发现社会主义理论所当揭示和解决的问题，《新青年》还处于探索阶段。

蔡和森曾经对《新青年》“新”的政治转向作了如此判断，认为《新青年》前期的民主与科学口号，“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而《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的刊出，“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即新青年起分化，胡适之退出），新青年社变为‘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的团结机关了”（《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2页。）。《新青年》真正提出“新”的政治思想论述，大致是在1920年下半年之后。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重复此前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中提出的一个主张，即“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但这种“新的政治”或“新的政治理想”，还没有触及社会制度等政治性问题，只是到发表《谈政治》时才被提出来。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显然超越了此前孜孜以求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强调“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此文时，《新青年》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刚出版不久，文中多处引用。此时的陈独秀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了解已有一定的深度，他坚决反对倍倍尔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因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反映在陈独秀这些论述中的政治理念，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种“新”的现代政党政治理论，意义十分重大。

可是，《新青年》时期的中国政治情形毕竟与西欧不同。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在于是否受议会主义所左右，而在于中国社会如何面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1920年与1921年期间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众所周知，这场争论涉及两种社会主义观：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基尔特社会主义观；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新青年》分别在第8卷和第9卷专门刊载文章，对这两种曲解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展开论战。此中细节不遑详论，但作为建构性的“新”政治思想，《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理论核心的理解，既不同于那种只图发展实业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观，也不同于那种极端否认政治权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观，而是根据所能掌握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出初步分析。李达列举了社会主义在“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中的基本要义，分析了七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得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革命的”之结论，而这种理论的革命性，是建立在以下五个理论原则基础上：“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 （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李达的概括大致已达到了《新青年》刊发同类文章中对科学社会主义认知的最高水平，其中提到的诸种理论要素，日后都构成中共政治思想理论的基石。当时在《新青年》上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尽管存在理解不周全甚至阐释错误之处，但在关涉中国社会是否实行社会主义问题上，大都承认中国不但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而且有条件推行社会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经由《新青年》讨论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诸种理论问题，虽然在实践上并没有立即得到推行，但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思潮，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政治思想，它左右了此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新青年》厥功甚伟。

四、革命意识形态的“新”建构

中共甫一成立，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指导思想，这就使中共成为有别于晚清民初以来各类性质的政党。陈独秀曾申明：“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因此，中共在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就不能不建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理论基础，以显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特色，而《新青年》在这种建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奥援。

1922年7月《新青年》出完第9卷第6号之后一度休刊，1923年6月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出版，1925年4月又以不定期的形式出版，至1926年7月终刊。作为中共的理论机关刊，《新青年》在出版季刊和不定期刊期间，已经完全成为刊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映中共政治革命的理论刊物。1923年5月，瞿秋白成为《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实际上由他所写的季刊“新宣言”中称：“《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是“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这是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评价，也是对《新青年》政治价值的定位。从这种判断出发，瞿秋白提升了《新青年》季刊在中共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位置，强调《新青年》应该成为研究社会科学的杂志，这就与此前的《新青年》办刊导向不同，更加注重政治理论在中共思想理论建设中的作用。为此，“新宣言”有针对性地对季刊提出四项要求，即“《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新青年》当广开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新青年〉之新宣言》，《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显然，这几个方面都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中不得不面对的意识形态问题，现实政治经济的分析、革命情绪的积蓄、政治运动的世界观察、社会思潮的导向掌控等等，都需要有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来因应。此时的《新青年》敏锐地观察到政治时局变化对中共的现实挑战，担当起中共政党政治理论的论述平台，从而为中共早期意识形态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如意识形态分析家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是具有复杂结构的话语，承载着大量继承而来的、相互交织着的知识成果，并且随着时间而增加。”（〔澳大利亚〕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等译：《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新青年》为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刊载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政论文章，其中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既是对中共政治革命理念的阐释，也是对中共应对现实政局变幻的策略分析。这些阐释与分析所蕴藉的意识形态性质，具有特定的时代语境特征。在中共早期政治革命发展中，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尚缺乏目的性准备，但这并不妨碍其中“知识成果”的累积，它的构成渊源在理论上更多的是直接来自于苏俄及其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时势所然的选择，即如后来毛泽东所指认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新青年》季刊与不定期刊曾分别刊出“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对苏俄革命、共产国际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文献进行广泛的介绍。这些介绍意味的思想史意义，并不是简单的理论传播，其显示的内在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输送。这种理论“输送”在现代中国思想生态圈里，是一种重大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不但在中共的政治思想理论发展史上，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场，意义非同小可，在此之前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场域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如此广泛地、适逢其会地接受过这样强势的革命性理论。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信息，不同程度地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精神。中共早期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借助这种“信息”而初步建构起来。

在革命意识形态层面，中共为其政治革命和运动确立了可论证的依据，也就是说，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并不是一种主观意愿的结果。瞿秋白在论述共产国际的党纲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中共传递这样一种理论，即：“无产阶级的生长，就是生产力的生长；无产阶级的发展，正可以彻底冲倒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以独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力经济力政治力之增长，乃是新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于革命运动中的锻炼训育，及其知识觉悟的增高，方是对抗旧社会，毁灭旧制度的实力之积累。”（ 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甚至提醒，应当把“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中共革命理论的基石，这样“方能以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 （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新青年》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在中共早期革命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革命性质及其策略的阐述有一套基本的意识形态话语，其中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列宁这个重要思想进入中共思想理论领域，在《新青年》（季刊）之前已经出现，中共政治报刊《共产党》月刊和《先驱》，均有部分译述（参见朗生译：《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共产党》月刊第6期，1921年7月；G.S.：《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而《新青年》（季刊）则较为详细地译述和介绍了列宁的这一思想。1924年初国共合作形成，季刊在年底的第4期专门刊出“国民革命号”，集中刊载有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译文和论述，以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这期专号的一大特点，就是集中刊出蒋光赤所译的三篇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文献，即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和《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再配以多篇讨论国民革命运动的文章，其中蕴含的是与中共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坚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诉求相呼应。现实政治革命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互为论述，显示这个时期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特征。

1925年4月开始出版的《新青年》不定期刊，基本延续了季刊的办刊方向。但在更大范围内，不定期刊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进一步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加以考察。这种论述赋予了中国革命的国际形象，印证了中国革命所表现的现代性质，使之不同于过往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那些不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运动最终都是以不结果实的结局而告终，“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新青年》第1号，1925年4月22日。）。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共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上，明确将国民革命运动定位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革命运动，尽管在这场革命的中期，国内外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共合作内部也发生了裂变，但《新青年》（不定期刊）依旧坚守这个时期中共力图建构的意识形态理论方向，发表了一系列论证国民革命运动政治发展的理论文章，以配合中共对政治时局的判断以及对革命运动方略的制定，这种理论建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新青年》 有关中国革命的政治论述，是在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观层面上的理论观察，这种观察的意识形态意义可以被表述为这样的结论：论述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基本性质，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新”建构，它的“新”意蕴在于，中共的政党政治和政治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是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整体框架中被论证，也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潮流中被论证，它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承载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期待，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就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政治理论。

五、《新青年》的“新”传统

《新青年》在文化意义上之所以是“新”的标识，不但在于它有别于自晚清以来的“新学”思潮，塑造了一个革命性的“新”的思想文化形态，而且在于它蕴蓄的积极的思想价值，既融化于像五四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也融化于此后漫长的革命理论长河之中，成为中共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早期思想资源。1926年7月，在中共的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确认《向导》为“中央政治机关报”，而《新青年》则为“中央理论机关报”。显然，《新青年》主要是中共的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阵地，因而议决案强调，《新青年》要“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须设法增加中国经济的研究及工农运动的历史的理论的论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新青年》因应了这种需要，使得《新青年》在中共早期的革命理论及其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其他中共报刊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可是，就在中共面对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复杂局面下，《新青年》却在被中共看成是“急需”的理论刊物的时刻终刊了，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青年》作为物化形态历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作为思想形态历史的终结。《新青年》创造了一个以“新”为特征的思想文化时代，造就了一代中共党人思想“新”的成长基础，奠定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新”的发展基础，准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的理论源泉。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对《新青年》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被《新青年》“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页。）。《新青年》揭橥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发动的范围广泛的新文化运动，从根底上改变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生态，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不断追求的“新”传统。《新青年》造就了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这个以五四运动为历史枢纽的时期，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它既是中共领导的政治革命运动时期，也是现代新文化发展的时期，它所积累的优秀历史精神遗产，业已构成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精神传统。由《新青年》奠定的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等文化精髓，对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依旧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并且应当继承的精神遗产。《新青年》首开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艰难译述与引介的先河，尽管在《新青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论述已零星地传入中国，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主流，理论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新青年》这个源头，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铸造了一种“新”的理论传统，以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

《新青年》在中共思想理论发展史上，曾经提供过极具革命价值的思想资源，中共早期政治革命的理论依据，在这个刊物上大都有过极具分量的论述，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知，也通过它而得到表述。这些“论述”与“表述”已成为中共革命理论的历史遗产，它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由于受到时代的制约，《新青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理论偏颇或思想肤浅之论，但它是中共革命理论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来源，特别是在办刊方向政治转向之后，“新”的政治理论形态开始生成，这对中共的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此后的革命理论发展都源自于这种早期形态。毛泽东曾将中共的出现看成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政治生力军”，而由《新青年》肇始的文化力量则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并且高度评价说：“这支生力军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在自然科学领域占领阵地与进行战斗，一般的暂时还让自然科学为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所统治，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武器的领域，却引起了极大的革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

很显然，没有《新青年》开创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新青年》生产的大量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没有《新青年》那一代中共思想家们的理论活动，中共后来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思想发展就不可想象。毛泽东所提到的“文化新军”，实际上正是构成《新青年》“新”传统的承载者，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不断光大了这种精神传统。继承与发扬这种精神传统，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建构的有益选项。

就像历史上任何一种期刊那样，时过境迁，只能成为一种历史积淀，《新青年》也一样，早已深藏于历史隧道之中。然而，《新青年》百年历史的厚重感，曾经为现代中国进步的理论、思想、观念与知识，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尽管中国革命和建设遇到过不少曲折，走过不少弯路，思想理论领域也发生过与社会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但是，随思想启蒙大潮而来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信念，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共政治革命和社会建设，也在世界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塑造了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新形象。中国仪典传统有“慎终追远”的哲言，它是一句箴语，也是一种教养，蕴涵的是对先贤的敬仰与尊重。那么，当今人目睹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期待未来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愿景，《新青年》以及那一代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没有任何理由为中国人简单而轻易地忘却。

（本文作者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教授；凌承纬，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州 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