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塑造：现代新思潮与中国革命思想

摘要：《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存续期间，因以追求“新”的文化思潮和“新”的政治理念而塑造了一个时代。《新青年》推动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营造了思想解放的舆论气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译述与引介，造就了一代中共党人思想“新”的成长基础，奠定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新”的发展基础，准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的理论基础。《新青年》塑造了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生态，它的历史遗产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新青年》；新思潮；中国革命思想

当人们在触及历史的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往往就是询问历史为何会如此？这个追问本身就意味着思考其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创办至今已百年的《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曾经给现代中国社会思想造成巨大震动。现在如果要回溯这种震动的缘由，诚然不是一种历史预设，不是设问“假如没有《新青年》，那么……”，而是承认一种历史事实，是对一种历史因果关系的询问。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其根本动力固然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然而，革命毕竟是革命政党的政治行为，也是千百万革命者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为何可能？反抗或许源于生存的威胁，或许痛感国将不国而鸡鸣舞剑。但是，何人在集聚这种意识？何物在承载这种精神？意识的孕育、精神的鼓吹，端赖革命思想提供的原发动力，《新青年》就曾为此而提供了思想发轫的指示器。时至今日，评估《新青年》曾经有过的巨大历史价值，还是应当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去看看这个刊物如何造就了革命的思想生态。

一、思想突围：“新”符号的意蕴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份看似偶然诞生的期刊，《新青年》居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波澜，推动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前行，这在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20年9月，《新青年》中一篇讨论“新历史”观的文章说：“历史是与人一种看法。”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题目冠以“新历史”，它的用意不在于强调历史要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强调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变迁，改变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守旧、狭隘、虚华、短视的历史精神气质。这是《新青年》时代的一种新历史观，是《新青年》创办伊始就追崇的“新”观念在历史领域的表达。

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社会变革，追求国家富强，追求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追求在观念层面上，都与追求一个“新”字相联系。早在清末自强运动中，谋求变法的士人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性文化制度和知识生产机制存在着巨大缺陷，导致中国这样的“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因此，反求诸己，就应当以“制洋器”来实现自强的目的，这样就能够“出新意于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0页。）晚清时人在看待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上，仅仅希望国人能够“出新意”而取胜，并不在于变革整体性的文化结构，自强运动最终也以令人遗憾的结局收场。

但是，“新意”的说法已预示着“新”观念的滥觞，求“新”蕴藉的是求变的渴望，这在过后不久的维新思潮中，得到进一步扩展。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犹如一叶扁舟，正处在“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梁启超注意到，这种过渡时代的特征是“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第29—30页。）。梁启超自信时势的发展，构造制度领域的“新政体”、知识领域的“新学界”、伦理领域的“新道德”，将是未来中国“事势所必至”的方向。但他很快就发觉，中国社会各种“新”制度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状态。因此，他随即提出“新民”的观念，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6），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经历维新思潮的鼓荡，这种以“新”为鹄的理念，被看成是对旧思想顽固栅栏的突围，也被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内在精神动力，以至于在社会观念形态上，思想是否为“新”，社会行为是否打上“新”的烙印，俨然成为日后相当长时期里衡量社会进步、政治合理乃至日常生活文明与否的尺度。

晚清民初的国人似乎意识到，古老中国应该再生了，“新”的中国应该重新塑造。辛亥一役告捷，共和招牌高悬，中国社会似乎也万象更新了。但是，很快“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就累积成人们的积怨心理，所有的逐“新”努力似乎化成东流水。尽管如此，晚清以来塑造“新”国民，建构“新”国家，始终是国人的心理期待，并且也确实形成某种“舆论气候”。“舆论气候”之于特定时代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没有绝对标识的意识氛围，它是弥漫于社会意识之中的认知现象，恰恰是这种认知现象呈现了社会的心理特征。对此，历史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察：“论据左右着人们同意与否之要取决于表达它们的逻辑如何，远不如要取决于在维持着它们的那种舆论气候如何。”（〔美〕卡尔?贝克尔著，何兆武译：《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5页。）社会意识氛围如此，更不要说思想界在不断谈论造“新”的观念了。1915年9月诞生的《新青年》，累积了此前几十年“新”的观念资源，进一步形塑了“新”观念的现代内涵，更大范围的“舆论气候”在此后几年中逐步扩散，这似乎印证了学界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但是，《新青年》毕竟不是晚清的产物，《新青年》开创了另一种“新”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思想文化全面更新的现代文明思潮。那么，这种思潮在时人的思想观念中，构成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舆论气候”呢？

向往“新”观念之“舆论气候”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天然生成，它是由一种被看成是“旧”的社会存在——物质力量和意识力量的压抑结果，尤其是古老中国千百年传承而来的文化思想，更是被看成是阻滞社会活力的赘瘤。那些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意识，大致倾向于认为，只有出现“新”的思想力量，才能够割除这种“旧”的文化赘瘤。因此，“新”的“舆论气候”是在“旧”的裹挟之下形成的。在《新青年》创办前后的几年里，这种新旧交织现象，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逻辑”问题，而是一种弥漫在社会感觉中的舆论现象。时人观察到，“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而“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这种新旧交织体现在“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应酬，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这正是一种“新旧混杂之时代”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在这样的时代，《新青年》担当了去旧布新的历史责任，以一个“新”字，为中国现代思想打开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窗口。

《新青年》虽以“青年”命名，但其寓意并非实指“青年”本身，它只是“新”的思想观念的指代。“青年”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新生力量，也是一种新文化的意蕴，“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从一开始就试图激发“青年”的自觉心，以期抵抗社会颓丧萎靡之风，开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奋进的新局面，因而他要求“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是崇尚独立平等的精神、追求进步竞争的精神、培养进取创造的精神、遵循世界潮流的精神、抵抗虚文空想的精神、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总而言之，“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将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作为一个整体性观念提出，就是《新青年》追求的一种新思想、新观念。这种新思想、新观念为日后中国现代思想的演进奠定了意义深厚的文化基础。

二、新思潮与“新”的哲学观念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这是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批判情景，恩格斯的论述仿佛在《新青年》的发展中再度出现。自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双重思想为主轴的新观念的提出，一股改变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新思潮席卷而来。新思潮所谓的“新”，既是将其置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新”，又是将其置于与晚清以来局限于“制器”实用思想有别的“新”。《新青年》甫一创办，其作者群中就有论者将这种“新”意涵，归结为对西学的吸纳：“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 （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以西学为“新”的标本，在《新青年》时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无论这种选择在日后看来存在多少偏颇与不当，但它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震动，确实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其时，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心目中，新思潮的“新”，还只是简单地拿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来做比较，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成分指斥为“此等卑劣思惟，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新思潮就是要对此进行一次“除旧布新之大革命”（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而“大革命”的目的，则是要“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早期《新青年》的一系列政论文中，对中国旧传统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对于所谓“孔教”问题，虽然他强调抨击的仅是其中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那部分内容，但在整个文化价值取向上，他并没有陈寅恪那种“同情之理解”的心态，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似乎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病灶，因此，推动新思潮的兴起，就是试图塑造国民的新观念，在中国创造一种文化新时代。

在国民的思想中形塑一种“新”的观念，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他对这种“新”的观念，频繁地称之为“新思想”，其内容相当驳杂，但大致可以归结为西方的“民主”（“民治”“民权”等）与“科学”两大思想范畴，初期共襄杂志编撰的同仁，基本思想取向也大都不出其右。胡适针对社会舆论有关新思潮的讨论，也将陈独秀提出的这两大思想范畴称为“新思潮的共同意义”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不过，胡适对新思潮内容的解释与陈独秀不太一致，认为新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新态度”，就是对中西文化的“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最终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不论是创造“新思想”，还是“再造文明”，《新青年》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都具有初创之功，甚至连孙中山都认为这种新思潮是思想界的“空前之大变动”，以至于“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210页。）。

《新青年》群体同仁对新思潮的鼓吹，在思想舆论界着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种反响正是社会精神领域受到冲击与变化的反应。在《新青年》的“通信”栏目中，一些来函真实地记录了这种反响。当时还是湖南高等师范学生而后成为出版家的舒新城，在给《新青年》记者（实为陈独秀）的信中说：“迭读嘉言谠论，心焉向往。振聋启聩，贵杂志不啻为吾国青年界之晨钟。”（《新青年》第2卷第1号“通信”栏，1916年9月1日。）时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而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王统照在信中说：“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藉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新青年》第2卷第4号“通信”栏，1916年12月1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生社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办了一份《新生》杂志，该社在给《新青年》的信中提到：“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生》……我们既得了《新青年》的觉悟，岂可以自私自利不拿来觉悟别人么？”（《新青年》第6卷第3号“通信”栏，1919年3月15日。）诸如此类的反响不胜枚举，内容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学问等新精神、新观念问题。可见，《新青年》传播“新”的观念，其波及面具有相当的广泛性，这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对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矫正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意义甚大，厥功甚伟。

《新青年》对自身造成的思想影响力有足够的自信力，曾在一份广告词中作如此自我介绍：“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识见高超的人，都承认本志有改造思想的能力，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出版物。”（《〈新青年〉自一卷至五卷再版预约》，《新青年》第6卷第5号封二，1919年5月。）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新青年》的“改造思想的能力”。通观《新青年》早期鼓吹的种种新思潮，大多局限在新文学、新道德等领域，尽管文学、道德等领域中各种“新”的观念，确实具有启发、解放、改变人们思想的巨大作用，但这些“新”的观念毕竟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层面，也就是说，这些“新”的观念还不具备哲学意义，即便是“民主”与“科学”两大观念，在当时也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来阐发的。应当承认一个事实，早期《新青年》引介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如叔本华、柏格森、尼采、杜威等人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经由胡适的引介，在五四时期大行其道。瞿秋白其后不久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的”，“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1日。）在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上，《新青年》引介的实验主义并不能引领革命运动的方向，《新青年》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新”哲学观念，是从李大钊引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是一种“新”哲学观的诞生，在此后的中国革命思想发展史上，这种“新”的哲学观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世界观，其意义非其他哲学形态可比。

尽管随着清末以来西学的涌入，国内一些报刊也以“新学”的名号，简单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但都极为零散且不到位。作为一种思想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在《新青年》之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至多像马君武1903年2月发表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说的一句话：“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除此之外也就不甚了了。一直要到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马克思较为系统化的思想，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为一种事实文本存在。其后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第8卷第4号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以及在《新潮》第2卷第2号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一系列文章，李大钊可谓在现代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较为全面地解释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这种解释尽管还处于引介的理论初创阶段，但毕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思想，也不同于胡适等人引介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这在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界可谓空谷足音，一种日后影响深远的“新”哲学观念，就此逐渐展开了它的理论生命历程。

在《新青年》那个时代，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对国人来说还只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对这种“新”哲学，思想界的接受与运用还处于陌生阶段，但它的兴起并在日后被用于分析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是不曾有过的重大思想事件。以今日的眼光来评估，李大钊的理论贡献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就在《新青年》忙于讨论白话文问题、新文学问题、新道德问题的时刻，李大钊已将理论眼光投放到建构“新”的哲学观念领域，这无论如何都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不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所营造的新思潮“舆论气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李大钊引介马克思的学说营造了必要的思想语境。李大钊自称借《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的机会，把马克思的思想引介到中国，能够“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这种“思辨”的思维，就是一种哲学思维。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哲学的要义就在于强调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应当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尽管精神意识等意识形态形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变迁无疑会产生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李大钊还意识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应当摒弃庸俗史观，亦即对唯物史观的庸俗解释，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天由命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这种辩证看待唯物史观的思想，深得马克思唯物史观之三味，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在时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尚不多见，殊为难得。李大钊在解释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时，一些现今常用的理论概念或范畴，就已经在这种解释分析过程中被频繁地使用，如“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革命”“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构造（基础）”“阶级竞争（斗争）”等。这些概念或范畴的使用，显示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李大钊径直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化土壤中安营扎寨，并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成为中共政治革命的思想武器。

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就像鲁迅评价的那样，是“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23页。），而《新青年》刊载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引介文章，无论其目的性如何，都显示《新青年》的思想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的“新”哲学形态，由于《新青年》的影响力而开始在中国理论思想界传播，这是《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被国人初始接受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