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的风波【2】

过了一两天，周扬约电影导演水华谈话，也讲了《刘志丹》一书的情况，由于《刘志丹》一书“滋生”了这么大的事，所以考虑不要拍电影了。

周扬又约李建彤谈话。这次谈话，请中宣部的秘书长童大林参加，我作记录。这次见面，他们三人的面孔是冷冷的，非常严肃，李建彤皱着眉头。他们坐定后，周扬对李建彤说，你写的《刘志丹》小说出了问题，是反党小说。你没有参加刘志丹时期的斗争，只听别人讲讲就写，写不好的。书中的思想也不是你的。

在谈到习仲勋和《刘志丹》一书的关系时，李建彤说，她写这部小说完全是自己要写。她写成后，习仲勋说“要写就写好”，并要去了小说提纲。李建彤一再讲她是歌颂革命先烈，她不反党。

周扬还说：“刘志丹是可以宣传，历史是客观存在，写高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政治问题。”

周扬在谈话中还说过，习仲勋很能干，高岗过去也是革命的。

李建彤申辩说，我写刘志丹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写高岗。有人说是宣传高岗，为高岗树碑立传，我接受不了。

周扬同志说，你不是西北的，在这方面你没有什么责任。只是对高岗认识不清，才犯错误。

我理解这次谈话，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双方都不情愿。周扬的处境也很困难，他多次赞扬过这部小说。周扬在延安鲁艺担任院长时，李建彤是鲁艺音乐系的，是他的学生。在延安，康生搞“抢救运动”时，就波及过李建彤。当时讨论李的问题时，周扬认为她只是个性强，没有反党言行，使李建彤得到解脱。现在李建彤的小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又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因此牵扯了许多高级干部，周扬心里自然会有些为难之处。他不可能认为《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所以谈话中，只批评李建彤犯了错误，又情不自禁地说“习仲勋很能干，高岗过去也是革命的”这样的话。作为局外人的我，也觉得他的话语中前后矛盾。

他们谈话地点是在沙滩中宣部大楼周扬的办公室里。谈完话，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握手告别，而是冷冷地分了手。李建彤心情很沉重，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很年轻，很漂亮，但是脸上却被沉重的负担压老了许多。我送她走到沙滩大街，她要坐电车回去（那时没有小车，也没有出租车，只能坐电车或公共汽车）。我与她边走边说，如长篇不能出版，就改成短篇，一篇篇的发……。李建彤没说什么，她一脸的困惑和苦恼。

为了查清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由中宣部秘书长童大林负责，副部长张子意也参与此事。专门小组里有几个人对小说内容进行考证，哪个人物是写的谁，哪个情节又是什么，就像后人对《红楼梦》的考证一样，十分仔细。审查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周扬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调查小组的负责同志在审阅报告时将这句话用笔划去了，周扬看报告时又恢复了。

周扬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不该支持《刘志丹》。在大会结束时，毛主席和与会者见面照相，周扬走到毛主席面前说：“主席，我又犯了错误。”

毛主席说：“这是丰富的经验。”接着又说：“你不知道嘛！”

毛主席这句话，周扬才放下心来。

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事又被拿出来进行了批判。小说《刘志丹》及其作者，自然难逃厄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再次见到李建彤，说起当年《刘志丹》的事，感慨颇多。虽然李建彤受到那么多的迫害，但她依旧那么乐观，谈起这事时又是那么平静。谈起周扬与她那次不愉快谈话时，她告诉我：“后来钱瑛大姐告诉我啦，周扬找你谈话，是我们决定的。”言语之间，很理解周扬谈话是奉命而为之。当时钱瑛在中纪委任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小说《刘志丹》得以重见天日，出版了第一、二卷。至于习仲勋等一大批因《刘志丹》受到批判遭贬的老干部，在1979年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