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的风波
谁也想不到一部未出版的小说稿《刘志丹》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它不仅波及到作者李建彤,还殃及到中央、省市的一些高级干部。此事发生在1962年。
1962年4、5月间,在地质部工作的刘志丹胞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一册《刘志丹》的铅印书稿。没过几天,李建彤打电话催问周扬看了没有,她希望早点听到周扬的意见。这个电话是我接的,那时我正担任周扬的秘书。过了不久,周扬从西郊十八所回部里(他那时在写文章,为了免除干扰,住在十八所),我即将《刘志丹》稿呈送周扬。本来类似这种送稿子要周扬审阅的事很多,周扬有时也看不过来,总要耽搁一些时日。出乎意外的是,这次他看得很快。有一天周扬告诉我,说《刘志丹》写得很好,他赞赏地说:“一个女同志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很不容易。”他还说,这是个革命历史的大题材。他十分高兴,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女作家。他说李建彤是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没想到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而且文笔很好。
周扬当即让我给文艺处的副处长苏一平拨通了电话(当时的处也就是现在的局),在通话时,周扬赞扬了这部小说稿。大概苏一平问起,写刘志丹可能涉及到高岗,因为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创建的。如写刘志丹,不可避免地就得有高岗的影子。书中没有高岗的名字出现,作者作了艺术上的概括。当他们谈到这个问题时,周扬说:“这是历史嘛!可以写,从前高岗他还是好的嘛!不然解放后也不会给他那么高的职位(国家副主席)。”
事后苏一平告诉我,他认为周扬的意见很正确,很重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是符合马列主义历史观点的。他很快将周扬的这个意见转告了李建彤。不久,李建彤又将修改过的《刘志丹》的小说稿送来了。
周扬一直很关注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30年代,他作为年轻的评论家,高度评价了曹禺的作品。40年代,他又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赵树理的小说。50年代,受到他关注的作者就更多了。每当文艺界出了位新人,他都兴奋不已。这次,文学界出了李建彤这位女作家,他也是非常高兴的。他约李建彤谈话,以示对她的鼓励。这年6月1日,他还约了作者和北影的著名导演水华一起见面,商谈是否可以将《刘志丹》改编拍摄成电影。当时《刘志丹》的某些章节已在报刊上刊登过,反映甚好。
7、8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看了《刘志丹》小说送审样书后,对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有不同意见,他给有关人写了信,表示不同意出版。康生紧抓住这件事情大作文章,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硬说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当阎红彦的信转到李建彤手里后,她十分恼火。李建彤在写这部小说时,采访了几百人,开过无数次的座谈会,研究了当时的斗争材料,才写出了这部反映陕北革命时期的巨著。眼看几年心血要变成泡影,自然心里十分焦急生气,因此在信上批了一些反驳的话。
当时苏一平得知此事后,劝李建彤不要生气,并说“周扬同志会秉公处理。”苏一平所以关心这部小说的命运,一是与作者熟悉,二是他也是老延安,又曾是西北局文工团的团长。苏一平为人慈善,对人热情,是一位被人们称道的厚道长者。他当时在文艺处副处长的位子上,关心这事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说也是他工作范围的事。
李建彤给周扬、林默涵写信,坚持出版小说,并将阎红彦的信也附上,李建彤亲自将信送中宣部收发室,我去收发室取的。内容类似的信还有两封,周扬看过后均转林默涵阅。
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会议并展开了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刘志丹》一书也成为批判的一个靶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指示一出,会议马上围绕着《刘志丹》一书展开批判,将过去在陕北根据地工作的习仲勋和彭德怀、高岗联系在一起,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会后,分别成立了两个审查小组,一个小组是审查以习仲勋为首的一批原西北方面的高级干部,一个小组是审查小说《刘志丹》的问题。
会议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外边人都不知道。周扬开会回来马上打电话给苏一平,准备告诉他不要再为小说《刘志丹》说什么了,中央的会议上已经提出了批评,说是反党小说。那天正是八月中秋,不巧,苏一平不在家,到政协礼堂参加文艺界举办的中秋晚会去了。周扬就将他要说的话要我转告苏一平,不要为李建彤看小说了。
我急忙到政协礼堂找到苏一平,把周扬的话复述一遍。苏一平听后大惑不解,瞪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晚上,一些国家领导人到政协礼堂来参加文艺界的中秋晚会,文艺处的李曙光对我说:“习仲勋同志来了。”我不认识习仲勋,李曙光指给我看。这是一位高高个子、满脸慈祥的人,我马上联想起《刘志丹》引发的风波,我不明白一部小说怎么会把他牵连进去,并且有了那样的罪名。
过了一会儿,周扬也来了。看上去一切都那么平静和谐,大厅里气氛那么热烈,而实际上风暴已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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