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课题组：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3】
五、把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评价，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三七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层次的内容综合起来，我们该怎样评价呢？在社会制度这个系统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是第二位的、从属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则是有对有错，不能完全否定，还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对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则需要进行改革。综合起来看，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我们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可以这样讲：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许多弊病，必须纠正，决不能照搬。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毛泽东是一个典范。毛泽东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反对照搬，主张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轫于此；然而就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又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应该“三七开”。这种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过了近40年，我们党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苏联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在帝国主义包围、并饱受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恶劣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面前，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祖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些伟大成就是公认的客观事实，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正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保证。试想一下，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如果像“左文”说的那样，苏联的制度导致“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怎么能够把“老牛破车的俄国”变成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怎么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制裁和军事进攻面前捍卫国家独立并得到迅速发展呢？
习近平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说明一点。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规律。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先是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从而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彻底告别过去”等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资本主义。试问，在否定社会主义实践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这正是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宣布取缔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的根本原因。习近平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他还说：在8?19事件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对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使得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最终导致亡党亡国，这种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吗？所以，我们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易地断言“失败”。类似的“断言”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左文”说，你们是在“为斯大林辩护”。仿佛“为斯大林辩护”这一句话就把别人驳倒了。在一些人眼里，斯大林就是罪恶的代表，他们把斯大林搞臭了，因而为斯大林辩护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荒唐事情。对能不能为斯大林辩护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分析。他指出，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又有什么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才是犯了大错。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它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滥觞。如果将其放到国际大背景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8年，第797页）。这倒是值得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人深思的。
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是苏联演变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
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出现的政局剧变、社会制度演变，根本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错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所以被颠覆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演变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许多弊病，诸如在经济上，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重工业比重过大，忽视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时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党政不分，机构重叠，权力过于集中，对领导人缺乏监督和制约，法制不够健全；在思想上，理论僵化，缺乏生动活泼的学术环境；在民族关系上，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等等。如果罗列起来，那是很多的。如何看待这些弊病和错误呢？第一，毋庸讳言，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孤立地看，有的问题极其严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如果从整体上进行评价，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须通过改革来消除弊端，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必然性；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戈尔巴乔夫正是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第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变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应该承认，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苏联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严重得多，然而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苏联剧变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堡垒依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苏联，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尽管比70年代末我国要少得多，程度也轻得多，却出现了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悲剧。把我国与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演变的症结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在这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可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之间虽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从逻辑上讲，相关性不能等同于因果关系；相应的，也不能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一事实做出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一结论。
苏联演变的决定性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江泽民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弊病，才成为苏联演变的一个现实的因素。至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怎样导致苏联演变的，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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