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化与地方化【2】

三、八路军115师入鲁及其与山东纵队的关系

山东纵队并非中共在山东的唯一军事力量。自1938年起，八路军115师、129师一部先后进入山东境内。其中尤以115师与山东关系密切。关于派正规军前往山东，最早由毛泽东提出构想。1938年2月，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提出在河北、山东、江苏北部日军力量空虚，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日军一时无力南进的情况下，115师第一步进入河北、第二步进入山东、第三步进入安徽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51页。）。但此计划并非着眼于在河北、山东等地开展长期游击战争，而是更接近于着眼全国的一次大规模战略出击作战。对此，毛泽东也认识到“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而且，这一行动目的在于解决经费、枪械困难和扩大政治影响，最终的作战目标仍在于“先出河北，后出安徽，最后转入豫鄂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45页。），表明中共的作战思路仍立足于山地游击战。这一计划虽未能马上实施，但仍对之后115师入鲁的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中共中央对平原游击战的重视，在向山东派出干部的同时开始派正规军进入。1938年4月，黎玉向中央建议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表示应多派一些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页。）。7月，八路军115师第5支队和129师津浦支队进入冀鲁边地区。9月，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率该旅一部及机关部分人员到达冀鲁边区，组成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但这些部队主要活动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未进入山东腹地。1938年8月，张经武、黎玉率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前往山东时，中央同意派一支主力部队去山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由于八路军多分散展开游击战争，调动部队多有困难，队伍直到山东聊城才与津浦支队会合。津浦支队因此成为其带去山东的唯一主力部队，兵力1000余人。（《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176页。）

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议派兵前往山东。11月，毛泽东提出由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该师师部及陈光旅两个主力团前去山东、淮北（《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第142页。）。12月初，八路军总部决定由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师直及343旅685、686两团开赴新、老黄河之间的苏鲁皖地区。685团在该月10日之前先行出发，陈光、罗荣桓率师直及686团先开往晋东南部队附近（《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843—844页。）。由于国民党方面不同意中共军队向山东、河南发展，八路军总部担心115师的行动会加剧国共磨擦，1939年1月向中央提议暂不派兵前往山东（《左权军事文选》，第163页。）。但是，毛泽东坚持必须向山东、河北及华中地区开进，如果国民党严令禁止八路军进入中原则可以暂缓前往华中（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96页。）。因此，115师仍按计划向山东开进。但为了顾及日军的侦察和国民党的限制，部队改用115师东进支队的旗号，并在3月初进入了鲁西的郓城一带 （康矛召：《战地黄花：康矛召战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3月14日，师部到达常庄，与中共鲁西区党委、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99页。）。

1939年上半年，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主要有3支：一支是115师主力一部，活动于泰西、湖西地区；一支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活动于津南、鲁北地区；一支是山东纵队，主要活动于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地区（《郭洪涛回忆录》，第138—139页。）。前两支均主要属于115师。这样115师和山东纵队就构成了中共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决议：由于陈光在军事上、罗荣桓在政治上均难形成中心，山东缺乏骨干，拟派徐向前前往，并派朱瑞担任政治委员（《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871页。）；4月，进一步决定由徐向前、朱瑞以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统一指挥张经武、黎玉、陈光、罗荣桓、萧华及彭雪枫各部队（《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876页。）。6月，徐向前、朱瑞奉令离开冀南到山东，出任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并在8月正式对外宣告。也在8月，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朱瑞在山东》，第227页。）。

八路军第1纵队虽然理论上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中共部队，但实际上只指挥了山东纵队（《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201页。）。1939年10月，第1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并办公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109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如徐向前所述，在于“陈光部、杨得志部、萧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640页。），另一方面也与115师的性质密切相关。由于山东纵队主要活动在鲁中、胶东、清河等地区，115师进入山东后，选择活动于山东纵队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地区，并进入鲁南山区，创建鲁西、鲁南根据地。这一地区临近河南、江苏、安徽等华中地区，而按照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华中正是115师准备发展的方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205页。）。因此，虽然山东纵队正在努力走向正规化，但其作战任务仍是开拓与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更接近地方武装；而115师则有进一步向南转移的可能性，性质上仍是野战正规军。第1纵队要领导两种不同性质的武装，自然会存在问题。

除了指挥的不统一，115师与山东纵队在财源、兵源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115师刚刚到山东，筹集给养困难，山东分局将胶东筹到的35万元，拨出20万元（《郭洪涛回忆录》，第148页。）。另外，抗战时期，中共正规军一般担负着开战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重任，之后培育地方武装来巩固根据地，因此一般先有正规军后有地方武装。而在山东，先有了具有地方性质的山东纵队，后进入了正规军115师。而且山东纵队此时处于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过渡阶段，自然成为正规军115师补充兵力的重要来源。例如，第一期整军中将挺进支队，第三期整军中将第6支队、苏鲁支队都先后调归115师。此外，地方武装中也划出三、四分区共约8000人、枪5600余支（《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第129页。）。仅1940年，山东纵队就拨给115师3万余人枪（《历史的回顾》下册，第650页。）。

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共中央要求115师注意帮助山东纵队实现正规化，加强两支部队间的交流，并强调“使山东纵队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988页。）。1939年12月，中央指示115师从正规部队内抽调2500人枪，编为山东纵队各支队的一部分（《八路军?文献》，第410—411页。）。1940年4月，山东省委也要求：“一一五师所属各部队，应协助山纵之整理工作，最近决定由一一五师调10个营级干部及1个主力连、营给山纵，1940年应由一一五师逐次抽调干部及主力连、营给山纵，以逐次改进山纵部队。”（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9页。）此外，毛泽东还提议，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较多、干部很多，可以拨一部分给115师，115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与115师靠近的部队，可与其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经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1940年12月6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01-0051-015。）应该说，这种人员的相互交流，既促进了山东纵队的正规化，也有利于115师的壮大。而且，115师的扩大本身也会给山东纵队以压力，促使山东纵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争取早日成为正规军。通过交流，两支部队也增进了了解，有利于配合战斗，共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

另外，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1940年6月，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保留第1纵队指挥机关，115师归属第1纵队建制，徐向前任115师师长，陈光副之，罗荣桓为政委，山东纵队则改属115师建制。（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131页。）但在7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徐向前任一二九师师长，山东暂由陈光、罗荣桓统一指挥。”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8月，中央决定115师与山东纵队仍各自保持番号，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15师师部应靠拢以便统一领导。陈光、罗荣桓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山东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984页。）。随着徐向前调回延安，第1纵队基本已不存在，直到1941年1月撤销建制 （也有观点认为第1纵队的番号在1940年底以后就不再使用，参见史甄：《八路军第1纵队始末》，《军事历史》1992年第1期。）。1941年7月，中央军委进一步决定将山东纵队划归115师指挥（《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中），第1071页。）。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山东纵队与115师的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此外，两军的部分后勤机关合并，并采取必要步骤，逐渐做到统筹统给（《八路军?文献》，第695页。）。这样，指挥权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山东纵队与115师关系更加密切。之后，随着山东军区的建立与改组，两支部队最终实现了融合。

四、山东军区的建立与主力的地方化

军区、军分区制度是抗战时期中共军事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军区武装包括地方基干队，地区独立团、营、游击队，以及半脱产或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如自卫队、青抗先等)，是一种地方性质的军事组织（《八路军?文献》，第592—593页。）。军区主要建立于抗日根据地中，“一方面是依照自愿原则，组织自卫队游击队、补充兵员、征集资材、安置伤兵病员，成为积蓄武力机关；另一方面，是指挥军区的基干纵队、支队、游击队、自卫队独立作战，或用以配合正规军作战” （ 《山纵第三军区政治部翻印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十五个问题》(1941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50-01-0010-001。）。可以说，军区的建立是中共武装部队的扩大与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建立与巩固的必然结果。军区之下则建立军分区。各军区、军分区均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军区的军事与行政合一的机关，统一指挥该地区中共所有的武装力量（《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卷，第384页。）。

由于山东纵队长期处于从地方武装向正规军的过渡，既要肩负机动作战的任务，又要保卫和巩固各个根据地。因此，为了早日建成正规军，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山东纵队“抽调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协同地方党整理现有的游击队，使之更带有组织性，以发挥其作用。必须在军队掩护下，协同地方党广泛组织游击队，使游击队真正胜任保卫地方任务，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求得最大的机动性”（《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第223—224页。）。在1939年第二期整军中，山东纵队开始建立各个小战略区的游击军区及军分区的机构（《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346页。）。8月，徐向前、朱瑞等拟定建立6个军区：一军区鲁南，二军区鲁西（泰东西在内），三军区胶东，四军区冀鲁边（将来的包括胶济路北小清河分区），五军区苏皖豫，六军区苏皖（《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卷，第384页。）。但因处于战争环境，各地军区的建设情况并不一致。至1942年山东军区成立前，已建成鲁南、鲁西（1941年划归冀鲁豫军区）、胶东、清河、冀鲁边5个军区。另外，鲁中军区也在筹备组建中。

军区及地方武装的发展，不仅从作战任务上帮助山东纵队摆脱地方性，推动其正规化进程，也为其在兵力、物力等方面提供了保障。军区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不断的组织生长培养基干游击队，提高质量，使其逐步升级成为正规军，或有步骤的输送到正规军。”（《山纵第三军区政治部翻印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十五个问题》(1941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50-01-0010-001。）军区武装虽然多样，但其中的精锐是基干团，而基干团则构成了补充山东纵队的主要力量。因此，不少军区、军分区也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整理基干团上（《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349页。）。1941年，在山东纵队完成第五期整军，实现正规化的同时，“山东已经建立了各个区域的根据地，也建立了军区、军分区的机构”，军区成为各个根据地地方军与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关，也成为各个根据地积蓄武力、使用武力的机关 （《山纵第三军区政治部翻印论山东军区工作建设的十五个问题》(1941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50-01-0010-001。）。这样，中共在山东就形成了山东纵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即人民武装）三个层次的武装力量。

1941年，山东还正式形成了两支正规军并存的局面。山东纵队肩负在山东境内机动作战；115师不仅在山东，还担负转战华中的战略任务。但是，1941年以后，抗战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山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然灾害与日军的“扫荡”等原因，中共不得不开始推行精兵简政，并就军队问题发出指示：“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山东自然也无法同时供给两支正规军。而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共的战略考虑有了极大的改变。1942年，毛泽东判断：“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0页。）。不仅原来从山东抽调南下的部队返回，甚至毛泽东决定从华中新四军部抽调部队支援山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468页。）。可见，山东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115师的任务自然完全转为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与山东纵队的关系。

早在1941年11月，为了进一步解决115师与山东纵队指挥权的问题，中央军委便提出建立山东军区，将“山纵所属部队，统划归为地方军，以山纵司政机关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均成立军区”，115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山东纵队统一指挥并领导全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包括民兵），政治上直接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军区、军分区接受区党委、地委领导（《中央军委关于整编山东纵队问题的指示》（1941年11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01-0056-028。）。1942年2月，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山纵司政改为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并可兼鲁中军区”，并且供给、卫生等机构，均统一隶属于115师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09页。）。朱瑞、黎玉等也同意将山东纵队名义撤销，改为山东军区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08页。）。4月，山东纵队司令部、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合署办公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21页。）。由于山东领导方面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协调山东纵队与115师的关系，派刘少奇前往指导工作，并向115师强调：“山纵历史短，是地方生长起来的，其任务是坚持本地抗战，与负有全国抗战任务的正规军一一五师不同，应尊重其地方性、保守性。”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10—211页。）对于山东纵队，中央也要求其成为地方部队后要“更多帮助主力军，才能得到主力的更多帮助”（《中共中央关于山纵一一五师团结问题电》（1942年2月21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001-01-0063-016。）。

在组建军区的过程中，山东纵队开始主力地方化，将所属武装，一部分划归115师，一部分留作机动部队直属山东军区，或留待将来划归115师，大部分划归各个军区，作为基干力量。当山东纵队通过整军使部队向正规军转变时，地方武装也向着基干化迈进，而分化为基干部队和普通游击队两个部分。基干部队“相当于地方武装中的正规军，待遇略同于正规军”，普通游击队则主要是县区武装，“担任保护政府、抗日团体及重要市场，担任地方秩序防匪等敌后任务” （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小组办公室编：《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因此，在山东纵队正规化过程中，基干部队成为地方武装向正规军过渡的重要形式。而在山东军区建立过程中，基干部队又成为正规军地方化的主要形态。而且，主力部队地方化后，各个军区既有部分主力机动作战，又有各分区的基干部队，还有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团等群众武装，其武装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

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由黎玉担任政治委员，王建安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华担任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的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一分为二，一部为山东军区的司、政机关；另一部由罗舜初带领组建鲁中军区司、政机关（辛玮等主编：《山东解放区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在各个军区下设立若干军分区。另外，在山东军区的建立过程中，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得到了加强。中共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21页。）9月，进一步撤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政治上山东军区由中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同时，各个军区在军事上建立独立垂直的组织指挥系统。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设立武装部门，成为党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公开军事组织。军区、军分区还要在政治上服从各同级党委领导。（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17页。）

1943年2月，黎玉致电中央，提出进一步统一山东领导，115师部机关可合并于山东军区（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89页。）。对此，中央军委表示同意，并要求山东分局、115师师直及山东军区速即合并，所有115师及原山东纵队的各旅番号一律撤销，“胶东保留足额的三个主力团，清河一个团，鲁中三个团，鲁南二个团，滨海三个团，共十二个团”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91页。）。3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为实现一元化的领导，山东军区与115师合并，罗荣桓担任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政委并代理师长，黎玉担任军区政委（后改为副政委，政委由罗荣桓兼任），原115师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298页。）。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除保留若干主力团外，其余部队均转为地方武装，以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目的。至此，山东根据地的军事指挥达到完全统一，山东纵队与115师实现了完全融合。山东军区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建立的5大军区之一 另外四个大军区为晋冀豫、晋察冀、冀鲁豫、晋绥，（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第414页。）。

五、余论

游击战是抗战时期中共武装的主要作战形态。山东地区的中共武装由起义部队发展而来，组建了山东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尽管以正规化为目的进行了整军，但经过了一、二两期整军后，山东纵队“还是处在游击队的高级阶段中，还没有进入正规军的阶段，也就是处在游击队过渡到正规军的过渡阶段中”（《徐向前军事文选》，第69页。）。与之相一致的是，山东纵队最早创立的均是并不稳定的游击区。但是，不稳定的游击区是稳定的根据地的基础，“没有大量的发展游击区，不会有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没有很好的坚持的游击区的工作，亦不会有我们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而广泛的游击战也是建立稳定的根据地的基础。从游击区向根据地的过渡，是与山东纵队由游击队到正规军这一过程相一致的，二者的相互促进，实现了部队的正规化与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山东军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15师进入山东后，由于在扩军中抽调了一部分山东纵队的兵力等原因，两者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这也以压力即动力的方式推动了山东纵队的正规化建设。而且，115师也为山东纵队输入了大量干部资源，并提供了正规军的榜样。更重要的是，115师与山东纵队协作保卫山东抗日根据地，为山东纵队的历次整军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可以说，山东纵队的正规化得益于115师的支援，其地方化也离不开115师的帮助。正是由于115师的存在，山东纵队得以转化为地方基干力量，肩负保卫各个根据地的责任，115师则负责山东地区的机动作战。随着山东军区的建立与改组，党对军队的领导也得到了加强。1943年6月，山东军区成立军区临时党务委员会，罗荣桓、黎玉、萧华、罗舜初、陈士榘、符竹庭、李作鹏、梁必业、朱瑞为委员（其中6人来自115师）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307页。）。9月，朱瑞离开山东调往延安，由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进一步巩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的“主力军——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三个层级也并不是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关系，由上到下，层级分明，而是三个相互交融的圆，互有重叠，也可相互转化。从起义武装到山东纵队再到山东军区，实际上就是由游击队转化正规军，再由正规军转化为地方军。山东纵队本身与地域密切相关，与一般的八路军、新四军更倾向于野战的正规军不同，更类似于杨成武所说的“地方正规兵团”（《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既是主力部队，也与一定的根据地密切相关，始终带有一定的地方武装的特色。因此，主力地方化就是正规军向地方武装的过渡，在作战中更具机动性，遇战事紧张的时候，又可以立即转化为野战正规军进行作战，而富于灵活性。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山东武装大量进入东北，一方面源于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与山东武装介于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而易于动员并进行大规模作战密切相关。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