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2】
虽然构建美苏缓和是尼克松第一任期对外战略的绝对要务，但这与在战术上提升中国常规军力、战略上作出扶华姿态并不矛盾，反而能够促进苏联配合缓和棋局。就此，美方加速落实上海联合公报的诸项内容，而对华输出西方技术装备则构成美国对华防务政策的重要内容，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借西欧盟国之手帮扶提升中国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技术水平。谨慎开展美中民用科技经贸交往之时，基辛格早在1971年下半年便开始考虑允许西欧盟国制定对华出口敏感装备技术清单，帮助美国先期展开对华先进民用技术，甚至军用技术装备的输出。借盟国之手对华输出高新技术乃至军用装备这一随后持续近20年的对华防务政策的突出特点在此时初现端倪。
1973年7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正式表示，美方准备通过英法等国帮助提升中国防务水平。他明确指出，“美方将力所能及地鼓励盟国加速向中方提供所需的防务技术及装备”，美国将解除禁止英国罗尔斯·罗伊斯防务集团与中方合作的相关命令。（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Box 95,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 Exchanges, June 14July 9, 1973.）在美国政府授意下，英国工党政府于是年7月正式声明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斯贝”MK202型军用发动机。该型发动机装备于英军F4型战斗机上，推重比大、油耗低、寿命长，是北约第二代战斗机制式军用发动机。除去原机出口，英国还在西安帮助中国筹建仿制生产线。2003年，其国产型号涡扇9型研制完毕，成为国产歼击轰炸机及战略轰炸机的主动力。“斯贝”发动机输华是新中国历史上中西方防务贸易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笔大订单，是中美和解以来美国通过盟友之手提升中国军事科技水平的重大突破。通过仿制，促进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进步，不仅为中国军机提供了可靠动力，对于中国舰艇用燃气轮机及民用发电机组的研制等亦有裨益。综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技术输出虽以民用技术为主，但有的也具备军用价值；西欧对华技术输出也同期开启，且步伐与力度更大，堪称西方集团就“联华制苏”与“技术扶华”的战略分工。
尼克松政府对华技术输出的背景是其贸易自由化政策，即由一般商品物资“自由化”扩展到战略性技术贸易领域，以及放松一般性贸易管制，放宽巴统对敏感技术输华的严格管制 （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美方希望借由经贸交流及技术输出等低敏感度政治议题从而提速美中和解。从战略上看，尽管其不成体系，偶有为之，但通过对华技术装备输出，美国向苏方释放了“扶华遏苏”的明确信号，即美国在经贸科技领域已对中苏作出差别对待，体现出技术扶华乃至对华军事提携的重要姿态。通过此举，美方间接压迫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也响应了中国改革派对西方技术的需求。在诸多敏感政治议题尚难突破的情况下，对华输出技术装备帮助美中关系打开了局面，同时促进了美苏缓和，美方一时间在三角运筹中掌握了主动。
三、情报交流、危机事件应对与美中防务领域的互动协作
除去技术装备输华，双边情报共享、共同应对地区危机事件等也帮助美中防务关系取得进展，搭建了促进美中防务交流、政治互信的特殊平台。与技术输华一道，情报合作成为美方润滑美中关系的重要手段。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开启了美中两国就苏联军事威胁进行某种形式的情报交流。两次访华中，基辛格均向中方通报了中苏边境的苏军兵力部署情况，中方虽表现较为平淡但也接受了相关情报。1972年1月3日黑格公开访问北京时强调，美中应加强协调以“制衡苏联敌意及阻遏任何对于中国的威胁行径”，“中国的安全与生存是美国最为重大的国家利益之一”。黑格提出，美方准备在不寻求中方回馈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华提供自身条件所能支持的苏联等国对华军事威胁的相关情报，中方对此默认接受。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anuary 3, 1972.pp.639-64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尼克松于是年2月访华时说，基辛格将定期访华，向中方通报美苏谈判、苏联情报等情况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2, 1972.pp.699-704.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基辛格则向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详细介绍了远东苏军的兵力配置。中方表示感谢并正式提出，中美情报交流及其他重要事项相互知照的秘密渠道应为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公开渠道则为两国驻法国使馆，美方表示赞同。（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26, 1972.pp.801-80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就此，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纽约渠道与巴黎渠道成为中美进行沟通协调的制度性平台。在1972年6月下旬访华时，基辛格则郑重声明：“美国政府决定，如中方遭到苏联攻击，美方将在必要情况下采取军事措施以阻止苏联”（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ne 22, 1972.pp.974-97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由对中苏冲突奉行“中立”到交流苏联情报，再上升到采取必要军事行动，美方介入中苏矛盾表态程度之变化所展现出的对华战略重视，以及利用抗苏防务协作以推进美中关系的战略姿态可见一斑。无疑，苏联威胁持续助推着包括防务关系在内的美中关系，成为两国核心分歧尚存情况下双边关系的稳定器与最大公约数。
中美战略互信有待加强、互动机制亟待深化以及情报交流帷幕拉开之时，1971年11月末突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也成为增强两国互信、深化防务关系的催化剂。南亚危机、中东战争、安哥拉内战等地区重大事件一度对70年代美中关系产生较大推动作用，而对巴基斯坦、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构成美中防务领域初步协作的重要内容。
中美互设联络处之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与美方在纽约建立沟通平台，美国驻法大使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也保持磋商。借助上述渠道，两国就南亚危机密切交换意见。双方就控扼印度战争行为、交换印苏情报及援助巴基斯坦等取得重要共识，统筹了战略配合。1971年11月23日，黄华向基辛格表示，中方将采取包括军援在内的各种措施支持巴基斯坦，虽暂不出兵，但会在印军东线附近战略佯动，施以压力。黄华还向美方了解印苏两军情报。基辛格表示，“美方会在任何时间提供中方所需的印苏情报”，“如果中方认为印军是严重威胁而需采取军事行动，美方将阻止他国干涉并及时通告相关讯息”。“他国”指向不言而喻，苏印与美中在南亚的战略对抗营垒分明。12月10日，印军空袭西巴基斯坦已四天，形势危急。黄华向美方表明，“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中国将向西巴派遣军队，同时集结强大力量威慑印度，阻遏印军战争扩大化的图谋”。美方对此表示赞赏，同期以护侨名义派遣航母战斗群前往孟加拉湾震慑印度。（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y November 23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Huang Hua, Permanent PRC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 Washington, November 26, 1971.pp.596-597, 608-620.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美两国的相互配合与有效威慑使印方未敢派遣地面部队进攻西巴基斯坦，阻遏了印度灭亡西巴的战略目标。南亚危机促成的中美合作还延续到战后，美国此后多次请求中方对巴基斯坦施以军援，以对印度构成制衡。1972年6月，美方向中方通报其对巴军援情况，请求中方对巴施以援助。中方表示将向巴军提供歼-6型歼击机及轻型主战坦克，希望美国也对斯里兰卡加大援助，构筑对印反包围圈，美方对此表示认可。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ne 22, 1972.pp.974-97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印巴战争对刚刚起步的美中防务关系产生了相当战略正效应，保卫巴基斯坦、钳制印度成为美中战略共识。1971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强调，尽管中国“仍会反射一些激进意识形态言论，但实际以实用主义行事，以国家利益逐步取代意识形态口号，更易达成妥协”，中国也将采取“互助”模式调整对外政策。而在美方看来，“互助”即为联美。美方准备“便捷、积极地与华互动，鼓励中国在多边框架内，就国际军控及斡旋印巴冲突等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PRC and US Objectives and Attitudes, Washington, December 3, 1971.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S Files：Lot 80 D 212,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SSM 141.）
基辛格于1972年6月访华时正式建议，美中情报交流应从印巴战争期间的应急式互动，上升为双边防务关系的常规内容。周恩来对此建议不甚热烈，认为中美尚存诸多分歧，双边情报交流并不急切，强调“中国不需要美国扮演保护者角色”，但中方也并未拒斥美方所提供的苏联情报，并将情报交流事实上纳入双边磋商的常规内容。自此，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使基辛格确认两国正在发展一种“特殊关系”。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Atmospherics of My Visit to Peking, Washington, June 27, 1972.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Kissinger Office Files, Box 97, Country FilesFar East, China, Dr.Kissinger’s June 1972 Visit.）这种特殊关系是两国回归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结果，是基辛格所认为的美中“心照不宣同盟”的雏形。
1973年2月，美方再次请求中方加大对巴军援力度。周恩来强调，中方将加大援巴力度，截至1973年初，已援助巴方超过130架歼-6型战机，并协助其设立战机制造厂。而中方希望美方对巴基斯坦予以海军援助，基辛格表示同意。（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18, 1973.p.151.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7.）此外，两国还就缓和印度支那局势及对当地各武装派别缩减及暂停武器供应达成谅解。除巴基斯坦，中美就埃及等友好第三国的共同军援也是同期美中防务关系中的亮点。美方比较重视作为世界第二大苏式武器生产国的中国，向苏式军备体系国家提供苏式装备所产生的独特战略影响。1974年1月，基辛格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提出，希望中方满足埃及领导人萨达特的请求，向埃出口歼-7型战机并援建制造厂以弥补其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严重损失，中方表示赞同，表示乐意发挥自身作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anuary 23, 1974.p.454.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美中对于埃及的扶持有力保证了萨达特民族主义反苏政策的落实，两国在防务领域的战略配合达到新高度。
四、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抵牾
技术输华、情报交流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助推下的美中防务关系促使基辛格产生了美中“特殊关系”与“心照不宣同盟”的战略认知。然而正是白宫就美中防务关系发展态势的过度乐观与战略误判，以及两国就一系列防务议题所引爆的多重矛盾，直接导致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政治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末期遭遇波折、暂时遇困。
首先，核裁军及军事热线议题。对华对苏“双和”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将中国“制度化”至维持权力均势及地区稳定的国际秩序架构内。在1971年至1973年高频度的访华行程中，基辛格多次建议美中苏应签署相互通报紧急情况以化解战争风险的协议，筹建美中高层军事联系热线，并邀请中方参与国际核裁军进程。尽管美方试图证明核裁军的“诚意”与“正义性”，但周恩来明确表示中方不会被其所“束缚”，拒绝建立联系热线。（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pp.408-41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方清楚，作为常规武装落后的防守方，独立自主地保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是中国国家生存安全及利益发展之关键。就此，中国坚持游离在美苏核裁军框架外，并对美中军事热线问题予以搁置。
其次，美军亚太军力部署议题。随着美中防务磋商的拉开，中方就美国亚太军事存在表示不满，希望其从台湾、韩国、冲绳及东南亚等地撤军。美方承认该问题影响美中互信，但基辛格表示，美方不会撤军，不会牺牲与盟国的防务合作。他强调，除去驻台及南越美国武装力量将逐步撤出，驻日韩美军不会撤退，它们是构筑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与军事战略之基石。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Washington, November 1971.pp.554-55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此外，尼克松则向中方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军事发展潜力，暗示美日同盟其实可以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军事崛起 （温强：《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中方也趋向现实，明晰驻日美军对日上述牵制及其围遏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作用，对美国亚太军事存在不得已而默认接受。但据美方研判，中国就此将约1/7到1/10的战略核力量瞄准美军亚太基地，美中依旧存在的战略暗战可见一斑。
再次，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议题。尽管中方已经就美中深层次军事交往表现出某种游离和谨慎态度，但为进一步推动美中防务关系，在较为乐观的发展对华防务关系的战略认知与战略期许下，基辛格于1973年11月访华时，提出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威胁的应急反应机制与美中军事合作建议。这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对华防务政策中“联华”思想的高峰，但也直接引起了美中防务关系乃至双边关系的震荡。
基辛格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达出愿意提升中国军队应对苏联入侵的战略战役反击能力，毛泽东则表示苏联可能会掐灭中国的核武能力，随后话题移到他处，基辛格认为他已经就此项美中军事合作议题向毛泽东“挂了号”（ 陈兼：《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因此基辛格在随后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具体表明，虽然美中都不愿公开建立正式军事同盟，但是在技术层面低调提升中国军力是美方所乐见的。他直言不讳，“美方准备了一些技术性文件，在于如何改进中方的弱势地位，如何提升面对苏军进攻时中方的预警反应时间和生存能力。如果总理感兴趣，美方愿意在小范围内密谈”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November 10, 1973.pp.326-331.FRUS: China, Vol.18, 1973-1976.构建美中应对苏联导弹威胁的战略预警系统的相关原始档案，有不少地方被美国官方所删减，对其具体内容的完整捕捉存有很大困难。）。推动美中建立针对苏联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威胁的卫星预警系统，以及暗示在中国境内构建此系统实际是基辛格极力说服周恩来进行详细会谈的关键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这是极其复杂的战略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而直至基辛格离京，中方对此并未作出任何回应。（《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69页。）美方上述战略构想悻悻而终。
面对美方上述建议，毛泽东十分敏感，随即展开批周运动，认定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周恩来主管下的对美外交受到批判。毛泽东强调，周恩来对美“搞联合时容易右”，而对美国的军事帮助，中方“基本上一切不要” （《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73 年11 月17 日），转引自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宫力等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274 页。）。无疑，这是毛泽东就中美防务关系之深化持否定态度，为中美防务乃至双边关系的接近程度与亲密层级设了限、定了调。随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及随后批判整顿派的展开，中国对美政策一时呈现“左”转态势。美中关系一时间逡巡不前，一度活跃的美中防务关系也受到冲击，并一直延续到福特政府时期。 为修补两国关系，尼克松辞职之前决定对华出售轻水反应堆、低浓缩铀及深海油气探测装备。尽管美中防务关系的进一步演进遇困，但对华技术输出政策基本得以延续，维护着美中关系的基本面。福特政府时期美中虽就安哥拉内战等防务议题展开积极磋商，但毛泽东继续实行不与美国深化防务关系的政策。直到美苏和缓态势终结、卡特主义出台，特别是邓小平秉政与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及政治生活主题完全转轨，美中防务关系才再次复振，并于80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
五、结语
技术转让、情报交流、应对地区危机事件等议题串联下的美中防务关系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拉开帷幕、初步发展，成为美中双边关系的独特内容。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进展增强了双边政治互信，成为双边关系的催化剂与稳定器，同时也是标注美中和解及亚洲冷战转型的绝佳注解。中方也在调整对美外交的大战略下相向而行，与美方就不少防务议题开展互动协作，并开启对西方科技的规模引进。同时，白宫初步试行对华技术扶助乃至军事提携战略，为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高强度的对华技术转让作了预热。
苏联军事威胁是开启并维系美中防务关系的公约数，情报交流、装备技术输出等无一不以抗苏为宗旨。总体来看，尼克松执政时期起始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具备一定军用价值，到1973年白宫则迈出经由北约盟国对华转让军用技术装备的重大突破。以苏军为假想敌，以西欧盟国为供给渠道之一，有限提升中国常规军力，以服务于遏苏战略，这一贯穿于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美国对华防务合作的重要战略特征在此时渐成雏形并初步实践。
但美中多年对抗下形成的负面认知及遗留问题不可能短期消除，两国防务领域问题抵牾不断。同时，美国决策层对华战略疑惧依旧，除去将中国纳入反导作战体系，一些保守性极强的对华军事打击设想等军事斗争准备不时出炉。 1971年7月美国国安会就对华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进行研究。1972年1月，基辛格指示认真应对中国核武威胁，强化对华反导作战。是年7月，基辛格要求精确定位中国核武部署地点，研究能够一次性摧毁并压制中国核反击的办法。美国对华核打击预案虽在1973年后逐渐趋于下降，但其对华战略核武器的部署并未削减，美中战略互疑依旧。无疑，自由主义因子下的接触与保守主义因素下的防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政策并行不悖的二元维度与相互支撑，鲜明地体现出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精密耦合的对外战略特色。
事实证明，防务协作、危机处理等所助推的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是不稳固的。美方盲视、搁置核心分歧，试图以技术输出、情报交流、军事提携等非关键议题推动两国关系，乃至诱控中方的战略谋划难以取得实效。构筑美苏缓和是美国对外政策第一要务，美苏关系的稳定比美中关系的递进更具实质意义。因此，从属于对苏政策的对华防务政策具有强烈的即时性与功用性。此种取巧的对华战略定位为中方所明晰而加以拒斥，这也是福特基本继承相关战略下美中关系进展依旧有限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美中防务关系本质上仍是双边关系有待进一步质变情况下因抗苏而起的权宜表现，不具备全局性战略意义。我们应就一度高企的美中防务关系加以积极评价，但不能对其就双边关系的促进做过高估计。
同时，“过度防卫”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心理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实践中不时体现。在毛泽东看来，联美外交取得初步进展，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得到改善，达到了联美慑苏的战略目标。在周恩来具体执行联美外交的同时，毛泽东并未放弃其对内政策“左”的取向，并未彻底放弃自新中国成立伊始所开启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双频互动与双重支撑。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晚年掌控对内对外政策时流露出强烈的“暮年焦虑” （陈兼：《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层级与密切程度确定一个无可撼动、无可置疑的“天花板”，以确保中国对外政策不至右偏出其规划轨道，并要确保其对内政策意志的无可挑战。同时，中苏军事合作带给毛泽东的负面认知也强化了其就中美防务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反感。据此，在中国国家发展道路依旧处于转型前夜之时，毛泽东对中美防务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与军事提携建议自然不以为意，就此种“投降主义”嗤之以鼻。
而从后冷战视角审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可以窥见美国政府技术扶华、军事提携等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所凸显的自由主义因子，及其通过发展军事防务关系将中国纳为世界体系与地区秩序维护者与建设者的战略期许。开明知华派的此种新政尽管在毛泽东执政晚年遭遇困厄，但却帮助奠定了中国全方位转轨发展道路后“非盟友友好伙伴国”的对华国家关系定位，并助推了冷战终结前夜以美中抗苏战略蜜月为代表的双边防务及政治关系的罕见高峰。
（本文作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广州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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