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发展

作者：忻怿发布时间：2016-04-26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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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美中关系解冻及初步进展，两国在外交折冲的同时就一些防务议题谨慎互动、初步协作。尽管尼克松政府对华战略提防及军事斗争准备依旧，但以对苏情报交流、对华技术转让及地区危机处理等为主要内容的美中防务关系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肇始，并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独特动力。由于两国高层就定位双边防务关系存在抵牾，美中防务关系至尼克松政府晚期遇困。美中防务关系是美国“联华制苏”现实主义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了美中关系的发展，其发生发展凸显出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阶段性历史特征。

关键词：尼克松政府；美中关系；防务关系

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决策团队掌权以来，全方位调整美国对外政策的哲学机理与实践内容。回归现实主义外交，承认国力限度与国际政治多元化等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主旨。其中，对华、对苏的“双和”战略是其基石。同期，中国方面也修正“两个拳头打人”的激进外交政策。就此，迥异于“多米诺骨牌理论”与“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下美中对抗为特征的亚洲冷战旧逻辑，自70年代初美中关系解冻，至80年代“非盟友伙伴国”的对华关系定位，美中关系的战略性和解与初步发展衍生出亚洲冷战转型的新叙事。

自两国关系解冻，防务领域逐渐成为美中关系的重要场域。解冻之初，美方对华战略疑惧与军事斗争准备并未消除，克服双边关系中难点问题还需时日。但同时，两国就应对苏联军事威胁及地区危机事件等，启动了防务领域的初步互动协作。目前学界就美中缓和初期双边防务关系的分析还不充分，就两国情报交流、对华技术转让及应对地区危机等具体事项的论述不够系统，就美中共同军援第三国、欧洲军用装备输华及美中防务关系意义等的论述较为缺乏。（涉及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双边防务关系的论著有刘劲松：《中美军事关系的历史发展、问题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境冲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谢峰、陈舟：《中美军事关系的回顾》，《军事外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戴超武：《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温强：《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董大亮：《美国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计划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詹姆斯·曼（James Mann）著，何慧译：《国家情报评估与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2期；詹欣：《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军事的评估，1947—1976》，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7年；马伟宁：《中美军事合作演变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Pillsbury Michael，USChinese Military Ties?Foreign Policy，Autumn 1975.No.20；Barnett A.Doak，Military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Foreign Affairs，1977，Vol.55；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1982，Vol.61；Mann James，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99等。）通过解读新近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本文拟对尼克松执政时期美中防务关系的缘起、发展及其遇困进行梳理，透视其助推美中关系的独特作用，就美方借技术输华、军事提携以推动双边关系的战略构想以及中方对此的因应策略进行审视，以反观尼克松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一、美国对华认知的变化与防务战略的调整

尼克松（Richard M.Nixon）上台后，改变内阁阁员主导外交的决策机制，变更为白宫小圈子秘密主导制。其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Herry A.Kissinger）成为尼克松依仗的关键人物。白宫新主人的现实主义外交与权力中心观使得各部官僚的外交决策影响力降低，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转向提供了条件。尼克松及基辛格奉行尊重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战略，力图将美国从自由理想主义的冷战十字军迷途中扳回来，清楚认知全球权力态势变化及美国力量与义务的边界。尼克松决心实现美苏缓和，同时谋求与中国这样一个“第三强权”当时中情局将全球新兴权势国家称作“third powers”，除中国外还包括印度、巴西等国，但在美苏核裁军谈判总代表、助理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Alexis·U.Johnson）看来，第三强权单指中国。这一观点在美国决策层中颇具代表性。接触，降低美中对抗的刚性及烈度，帮助其摆脱战略困境。上述对外决策机制与哲学机理的嬗变使美国决策层逐渐摆脱“冷战僵化”，谋求在缓和美中关系方面积极作为。

但尼克松秉政伊始依旧保持着浓烈的防华遏华思维，对华“革命型反美国家”的认知心理也并未从美国决策层的对华认知中轻易消除。冷战时期，对华战略武器即核力量的评估一直是美国决策层的关注重点，自1960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战略武器每年进行例行评估。相关报告讹误不少，但其对美国对华防务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仍起到重要参考，而新一轮对华军力评估也一度影响了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初期调整。在基辛格组织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跟踪研判中国军力，基辛格于1969年10月指示中情局摸清中国核力量现状。美方判定，中国已研制出供航空兵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及新型中程弹道导弹，铀浓缩能力保持高位。轰-6型中程战略轰炸机的月产量为4到5架，到1975年中方将拥有200架该型战机。加之东风-3型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将第一次具备对美国亚太基地及其盟友的“实质性战略打击能力”。（Communist China’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 Washington, October30, 1969.pp.225-22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2011.）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军方强硬派的对华疑惧有增未减，其强烈冷战思维影响了尼克松的对华认知，这在其上任伊始就“哨兵”（“哨兵”（Sentinel）反弹道导道防御系统由约翰逊政府于1967年开始筹备，由庞大的地面及舰艇雷达列阵及拦截弹系统组成，主要用于保卫美国本土免遭苏联、中国的弹道导弹袭击。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修订中得以体现。纵观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就“哨兵”系统的筹建，分析最多的是该系统应对苏联威胁的作战实效，中国因素只占权重的较小部分，而尼克松政府则将该系统的对华作战权重大为提升。1969年2月，美国国安会认定“哨兵”系统无法全面防御苏联导弹袭击，作战效能不理想，耗帑巨大，不适应现有军费条件、国际形势与反导作战需求。（ Fact Sheet: The Modified SentinelWhat It Is, What It Does, 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Fact Sheet.c.March 13, 1969:5 pp.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art II，NSSM 23 Related, 档案号：PR0037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尼克松就此决定构建“既经济实惠又技术可行” （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NSC Institutional Files (HFiles), Box H20, NSC Meeting, February 14, 1969.Top Secret.）的新版反导系统，而新版系统明显强化对华战略防遏，对华部署近700枚反导拦截弹，耗资达6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坚信，此举可有效应对中方新一代战略武器，面对中国即将掌握的十数枚洲际弹道导弹，“哨兵”可确保美方减少伤亡约700万人。（ Attachment, Sentinel ABM System.p.16.FR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

白宫修订“哨兵”系统正值美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变身为核裁军的积极参与者，美国与苏联这一相对理性的地缘政治对手逐渐展开缓和棋局。而针对中国这一在白宫看来依旧是“革命型”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导弹威胁，进行反导假想作战则是在财政紧缩情况下仍旧必要的。对华反导作战是尼克松政府对华接触又遏制防务理念中防遏层面的现实体现，是其执政伊始冷战反华思维惯性与对华政策保守主义成分依旧浓厚的反映。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实际部署方面增强了预防中国的作战准备，但尼克松政府明显弱化了约翰逊时期为营建“哨兵”而就所谓“中国威胁”的放大性宣传。相比于民主党政府严厉保守的对华敌视态度，尼克松在“哨兵”等遏华措施的外宣方面温和许多，这显示出其对华政策的灵活特性。

除去上述必要的对华防遏，缔造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实现的新全球秩序及东亚稳定态势方面，需要尼克松降低美中对抗烈度，展现更灵活的对华政策。继续僵化、偏激地孤立、敌视中国的旧政策已不明智也不合时宜，尼克松秉承约翰逊执政末期国会所兴起的对华“微开门”政策而加以现实主义的深入放大。在基辛格影响下，“美国对华防务政策辩论中消减美中对立因素、舒缓对华孤立政策的意见逐渐抬头并占据主导”（温强：《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据此，既接触又防遏的对华新战略初显并得以充实。而白宫加速转变对华战略还需围绕美苏中战略三角这一主动轴的演变，服从于美国实力相对衰退下“联华制苏”大战略，以及在印支等重要地区问题上对华战略需求的逐渐现实与迫切。相比于1969年初依旧较为保守的对华认知，是年内迅速激化的中苏矛盾大大提速了美国对华接触与积极认知的历史进程。

1969年中苏接连爆发的严重边境冲突引起美方重视。铁列克提事件后，美国国安会判定中苏关系难以扭转，苏联凸显出强烈的报复心与进攻性，美方尤为担心莫斯科对华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The USSR and China, NIE 11/13-69, Washington, August 12, 1969.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IC Files, Job 79R01012A.）1969年以来，中情局通过多种渠道获悉苏联对华核打击讯息，是年8月18日苏联驻越南使馆官员向美国驻越南特别助理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设想，这是苏联官方第一次正式向美方表达这一意图。。苏联策划在中国核反击能力壮大前解除其核武装，乃至改变中国政权的图谋令美国高层深感震惧。基辛格认为，坐视中国崩溃，中苏分歧将无法利用，美国将极为被动。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不断释放缓和信号。就此，基辛格决定借力打力，以使战略三角的运筹利于美方。他认为，美国此时“不应显得与苏联一起合谋应对中国，而应尊重并接触中国”，坚持对华政策中的缓和接触设想，谋在长远，等待战略红利的释放。（ SinoSoviet Differences, Washington, September 25, 1969.pp.248-253, 255-256.FR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Vol.34, 1969-1972.）显然，提防中国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调整对华政策。缓和美中关系既可确保中国的反苏立场为美所用，同时也可提升美国在三角棋局中的战略优势。

在对苏施打“中国牌”的战略下，美国国安会于1969年下半年开始更加积极地调整对华政策。基辛格于是年11月末申明，“支持中国的领土争议诉求会导致美苏冲突”，就中苏冲突保持“中立”是现实选项。（U.S.Policy on Current SinoSoviet Differences, Washington, November 20, 1969.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NSC Institutional Files (HFiles), Box H111, SRG Minutes, Originals.1969-1970.）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Rogers）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卡戈（William Cargo）也认可该政策，他们建议，苏联胆敢在中苏冲突中突破底线，美国将向其施压。基辛格深以为意，但他拒斥了一些主张对华进行直接帮扶乃至军事协助的冒险建议。他强调，战术上“对华施以军援不具可行性”，但在“战略上倾向中国是可行且必要的”。（The Situat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Washington，November 22，1969.p.134.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据此，对中苏冲突奉行“中立”，但同时利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的战略时机对华示好，缓和美中关系成为对华政策着力点。伴随上述大战略变化，美国对华军力评估与国家形象认知也逐渐转变，助推着美中缓和步伐。

通过研判1969年到1970年中国政情发展与对外政策的微妙调整，白宫进一步确认“北京是防守方和易受攻击者”，第一次历史性地承认中国的“非侵略性”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December 27, 1969.p.156, 166.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1970年12月末，美国国安会达成共识，中国在修正“文革”极左革命外交，呈现某种程度的现实主义转向。基辛格说服军方：“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因素催使中国现在及未来去寻求扩张政策。”（ Communist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ture,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INR/EAP Files: Lot 90 D 110,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NIE 13-7-70.）他认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并非权宜之计，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践行着一条自哲学机理到具体实践均发生嬗变，乃至变更国家发展路径而更具灵活性与现实性的“后文革”道路（Next Step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May 27,1971.pp.323-331.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尽管基辛格的上述判断与毛泽东执政晚年内外政策调整的实质存在相当差异，但美国对华防务战略与国家形象的新认知并未出现大的错讹，符合中国决策层修正内外政策过度激进的总方向。

同期对华军力评估也强化了上述认知。美方认为，中国雄心勃勃的武备计划遇阻，解放军依旧是大而不强的战术型军队，初具雏形的核打击能力不堪一击，且常规武器与美苏代差明显。此外，白宫认为，中国运用武力的战略意志也更加审慎，同先前输出革命政策不同，自保与防御成为当下中国国防战略的要义。（ Communist China’s General Purpose and Air Defense Forces, United States.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Secret,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June 11, 1970: 27 pp.12-14, U.S.intelligence and Chin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covert action.档案号：CI01959,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美方预计，中国至80年代中期前不会掌握三位一体的有效战略核反击能力，面对苏联威胁力不从心。因此，抓住中国尚未具备对苏有效核反击能力，而对美战略需求相对提升的有利窗口期，加速推进“联华制苏”战略成为关键。

综上所述，“国家军情评估为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提供了前提。尤其是中苏军事力量对比、运用意志等分析，帮助白宫做出了战略性估价”（詹姆斯·曼（James Mann）著，何慧译：《国家情报评估与尼克松开启对华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尽管保守性浓厚的对华军事防遏继续留存于尼克松政府对华防务政策的基本框架内，但在美中关系解冻的前期酝酿中，对华军力尚弱、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轨及“非侵略性”国家形象的认知，成为对华政策调整的思维前提与现实基础。就此，加速推进美中关系解冻成为华盛顿的共识。而在解冻初期，以民用科技及经贸交流为载体的美国对华技术输出以及双边就某些防务议题的磋商，成为美中核心政治议题难以推进情况下推动双边关系演进的独特触媒。

二、对华技术输出与美中防务关系的初步解冻

上文所述，美国在推行对苏对华“双和”战略时，事实上偏向中国，美方以解冻一般经贸关系为着手点，谨慎推进尚不明朗的美中正常化接触。而在民用经贸科技交流基础上出现的某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对华技术转让，成为美中防务关系中的特殊内容，同时也是敲打苏联、促进美中和解的独特政策工具与战略砝码。对华技术输出也初次显露了美方对华形象认知逐渐改观后，在对华现实主义政策基本框架下所逐渐生发出的自由主义政策因子。

早在1969年11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建言，“松绑对华经贸限制以接近中国的时机已到”（ 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Warsaw Talks and Taiwan Strait Patrol, Washington, November 21, 1969.p.139.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1971年3月，基辛格提出对华经贸的系统政策，要求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暂时同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规格相一致（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Steps Toward Augmentation of Travel and Trad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March 25, 1971.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521, Country Files, Far East, China，Vol.VI.）。这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苏对华等距离外交的体现。总统国际经贸事务助理也致函基辛格，称将全力支持对华经贸弛禁，并强调取悦主张对华出口的经贸利益集团有助于总统赢得国内政治优势（Messag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May 20, 1971.pp.319-320.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扩大对华经贸往来从而促进美中关系成为华盛顿决策层的共识。

1971年6月，基辛格进一步制定对华经贸政策的分阶段目标。他明确提出，要不断提升美中贸易层次，最终目标要使美中经贸水平超越对苏东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格，但要循序渐进，紧跟即将到来的美中秘密接触。不过，经国防部建议，一些具备军事价值的民用装备暂时禁止售华，如制造高精密无缝钢管的机床、螺旋桨推进器、自动化农用机械、燃气轮机、雷达及侦测照相设备等。基辛格同意并认为，美中接触明朗之前，应暂时平衡美苏与美中经贸关系，不能破坏美苏缓和。（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Washington，June 3，1971.pp.334-336.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实体，“强大并不断发展的中国不对美国造成威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4:35-11:20 p.m.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1032, Files for the President—China Material, Polo I, Record, July 1971 HAK Visit to PRC.）。就此，他表示愿意开展两国经贸交往。基辛格于10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Alesander M.Haig）于1972年1月及尼克松总统是年2月访华时均强调经贸科技交流在打开美中关系局面中的重要性。（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My October China Visit：Discussions of the Issues，Washington，November 1971.p.557.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中方予以正面回应，决心开启双边经贸科技交流，强调相关合作将通过日后的互驻机构深化落实（Memorandum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Under Secretaries Committee (Irwin) to President Nixon，Results of Initial Steps Toward Augmentation of Travel and Trad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eps to be Taken,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72.p.653.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尽管中方就此议题并没有美方所预想的那样热切，但美方注意到中国驻外机构在扩大收集中外科技经贸合作及西方科技等讯息，保持着灵活。美方清楚，中方此种态度源于其就中美关系更具原则性、宏观性政治问题的把握与坚持。台湾问题、印支问题等战略利益必然重要于中美经贸技术交流等议题。而对于西方技术如若表现得过于渴望也会损害中国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原则，况且当时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中国对中西方技术差距之大体会还不深。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并未完全转轨，中国对于西方先进技术渴求还并不十分强烈。

为助推尼克松访华后形成的良好氛围，1972年3月底，美国国安会进一步制定了提升对华技术输出与经贸交往的新政。其中，对华出售民用客机、出口特定航空器材、调整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对华政策等成为亮点。（Memorandum From John H.Holdridge and Robert Horma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SRG Meeting on U.S.PRC Trade and Exchanges, Washington, undated.National Archives,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NSC Files, Box H061, NSSM 148-149，3/31/72. ）借双边经贸技术交流局面的打开，中国对美国民用飞机及航空、通讯器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负责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于1972年6月9日向基辛格报告，中国向美国政府正式表示，希望购入波音707型客机并与休斯航空航天公司及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展合作，以升级中国卫星地面通讯系统。中方还与著名防务集团洛克希德公司展开采购民用航空器材的谈判。（ 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Possible Next Steps in SinoUS Relations, Washington, June 9, 1972.p.905.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虽然中国就美国同期扩大对越南军事行动加以批评，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却就阻碍中美经贸科技合作的法律与金融障碍向美方表达连续关切，希望双方加强协调以构建发展经贸的制度性平台（Memorandum From Richard H.Solom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Possible Next Steps in SinoUS Relations, Washington, June 9, 1972.pp.908-909.FRUS: China, Vol.17, 1969-1972.）。此种相向而动的战略态势令基辛格十分满意。

1973年2月，美国国安会作出决定，授权波音公司为对华出口的美国客机再额外配售8套惯性导航系统（ Sale of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February 6, United States.Office of th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Secret,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February 6, 1973:1 pp.档案号：CH00254,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其虽为民用技术但具备潜在军用价值，售华先进民用导航系统是新中国历史上美国先进装备输华之肇始，政治意义重大。是年3月，基辛格高度评价了美中关系过去20个月的发展状况。他认定，这已带来持续性战略红利，即缓和亚洲局势、促进美苏关系及构建维持全球和平的秩序架构，堪称尼克松政治生命的最大亮点之一。（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My Trip to China, Washington, March 2, 1973.pp.6-9.FRUS: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Vol.38, 1973-1976.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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