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2】

薄复礼：最早口述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口述自己亲历长征故事的人，是一个名叫鲁道夫·艾尔弗雷德·博斯哈德·勃沙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1934年10月1日，是薄复礼来到中国第12年的纪念日。巧也不巧，偏偏在这一天，他和妻子露茜在完成“复活”祈祷活动之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以“间谍”之名“逮捕”。随后，他“吃尽了他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的苦”，跟随萧克、王震等一起行军，前后共计16个月560多天，成就了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

薄复礼被释放后，在昆明疗养的日子里，在妻子的陪同下，把自己在红军部队的经历，口述给他的朋友利德尔等热心人士，整理出了一部回忆录。1936年8月，当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刚刚完成整编合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继续艰苦跋涉在长征路上的时候，薄复礼的回忆录“The Restraining Hand”(《神灵之手》)，交给了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于12月出版，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故事的图书。该书出版后，在英国引起较好反响，很快再版，第二年被译成法文在瑞士Editos Emmaus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薄复礼如实记录了红军的行动，并在《自序》中感谢在红军长征途中的“被捕”经历。1939年，薄复礼夫妇辗转美国、加拿大、日本，再次返回中国贵州，回到被红军逮捕的地方进行传教。后来，他十分真诚地对教友说：“别的外国传教士都怕共产党，我就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见到过的红军，就不用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我之所以要回国，主要是新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教会组织没有把这里作为传教的国家，所以几次通知我回国。这就是我要回国的原因，绝不是害怕共产党才回国的。”由此，萧克和薄复礼成了朋友，双方念念不忘长征路上的情谊。直到1987年，他们获得了联系，互相致信问候，写下了红军长征与一个传教士的历史传奇。

范长江：最早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记者

作为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中国当代最高新闻奖项“范长江新闻奖”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被誉为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去了解红军。”胡政之立即答应，支付这个年轻人每月15元的稿费，请他为《大公报》写稿。

1935年5月中旬，范长江离京南下，于7月14日离开成都，开始了他的“成(都)兰(州)之行”。此行历时10个月，长达3000公里，是范长江第一次独立进行新闻采访活动，也是他记者生涯的标志性事件。他先后写下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报道，满足了国统区读者渴望了解红军和长征的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轰动一时，名声大振。

1936年5月，范长江回到天津，《大公报》聘任他担任正式记者。8月，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成兰之行”的通讯作品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出现了读者抢购的风潮。《中国的西北角》是范长江的成名作，也是其新闻生涯的早期代表作。史学界有人认为它“第一次真正、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2月，范长江领受前往陕北采访中共红区、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任务。在采访周恩来、林彪、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中共高层领导后，2月9日，范长江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于第二天立即返回。要知道，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当人们正沉浸在春节的万家团圆之时，范长江则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于2月14日写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吹开了蒋介石新闻封锁的大门，把蒋介石刚刚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谎言掀了个底朝天。蒋介石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吃了个哑巴亏，只好把正在南京采访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怒骂一顿。

1937年3月29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亲笔致信，以“弟”自称：“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弟，毛泽东。”

范长江作为第一位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媒体人，以其罕见的勇气、胆识和才能，写下了中国新闻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前途命运，也为现代中国写下了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