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三省”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2】
二、“鸡鸣三省”会议的主要内容
党和红军迫切需要中央实施坚强有力的领导、实施正确的军事原则、带领党和红军走出困境的关键时期，红军从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进、由被动摆脱围追堵截到主动灵活转战的关键时期，中央苏区面临战略择迫切需要中央作出指示，这样的形势和任务，使得“鸡鸣三省”会议聚焦了这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鸡鸣三省”会议主要研究和决定了如下重大事项。
1.按照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既未提出必须撤换中央的最高负责人，也未规定再分工的具体内容。但是，“鸡鸣三省”会议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毛主席“说服了大家”。“鸡鸣三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名义上讲，毛泽东已是5个常委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分工。而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毛泽东进入军事决策核心层，“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军事指挥地位得到明确。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指挥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此后，在苟坝会议上，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伍修权回忆说：“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2]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认为：“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3]《朱德传》指出：“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4]
2.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重大战略调整。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目的是要实现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四川赤化”的原定目标。进入川南地区以后，鉴于红一军团二师围攻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各路敌军陆续向叙永合围、川军主力集结川南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红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中央军委在2月3日22时的电报中指出“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5]这表明中央已经在酝酿和决定向扎西集结。但是在2月5日凌晨3时的电报中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这表明中央还在分析敌军部署，在渡江和西折之间视况而谋定。在2月5日21时半的电报指出：“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6]这表明中央在5日已经明确了西进的方向。
从我军自2月3日19时到2月5日22时这段时间发出的12份行军电报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分析了敌军部署，根据形势变化紧锣密鼓地酝酿和部署战略行动。虽然中间经历了变动，有所反复，但总的方向是逐渐明确了。这个总的方向是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前进。这是红军四渡赤水中具体改变战略方向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和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经过这样的战略调整之后，红军到达云南扎西并召开了扎西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至此，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两个任务——政治局常委分工和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已经全部完成。
3.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
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也在思考和酝酿转变。1934年11月底，苏区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采纳陈毅提出的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并做好突围的准备。1935年2月1日，项英致电中央指出“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请中央就“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便于游击”等“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的“整个行动方针”问题作出决定与指示。[7]4日，项英致电中央，提出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和突围方向，“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并要求“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8]2月5日，项英再次来电催促中央“请立复”。当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报，郑重告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9] 从这份“万万火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鸡鸣三省”会议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会议正确研判形势，认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明确提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以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指示中央分局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强调“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10]
“鸡鸣三省”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已经变化了的斗争形势，改变了以前中革军委关于留守红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坚守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三角地区”的方针，从而使苏区中央分局能够脱离“左”倾思想束缚，跳出“三角地区”，组织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种策略上的转变，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更好地坚持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不仅改变了苏区与国民党军事斗争的不利局面，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
[1] 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职——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8月9日。
[2]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120页。
[3]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4] 《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5]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6]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7] 《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8] 《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9] 《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