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三省”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1962年5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中指出：“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2]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3]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回忆和记述，以及中央红军这一时期的电文，为我们研究“鸡鸣三省”会议提供了可资分析的文献资料。本文拟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分析“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探讨“鸡鸣三省”会议对于推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作用，并揭示其现实启示意义。
一、“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鸡鸣三省”会议是在一种非常特殊、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承载着特殊的使命。
1.遵义会议留下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这个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惨重的失败，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步产生怀疑和不满，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滋长。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的坚强领导核心。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这一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遵义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个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这一段时期，是党和红军各种矛盾冲突最为交织、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遵义会议作出的上述这些决定，是在战场上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后形成的，来之不易。遵义会议指出了博古（秦邦宪）、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改变了中央的军事指挥，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敌人实行围追堵截、革命斗争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重大是非问题，也没有及时解决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后的分工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那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主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还心存疑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伴随着红军转战、军情一再吃紧、频频面临险境，政治局常委分工的问题被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个问题越晚解决，红军遭受的损失就越大。中央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去完成这个未尽的议题。
2.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必须调整战略部署。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制定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在贵州赤水、土城及附近地区渡过赤水河，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情况报有误、没有摸清敌情，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役失利，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当晚，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突围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再相机行事。土城战役失利，迫使中央必须尽快总结失利原因，并针对新的情况确定新的进军方向和战略方针。这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抓紧时机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重要原因。
3. 苏区中央分局来电请示行动方针并要求立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办撤离苏区时，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等组成的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党政工作。长征开始后，中央的主要精力放在主力红军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上，无暇顾及苏区，没有对苏区工作和革命斗争作出部署。与此同时，由于信息隔绝，苏区中央分局对遵义会议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情况一无所知。因而，在国民党军队继续“清剿”下，苏区红军没有能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实行战略转变，而是继续坚持第五次反“围剿”时“左”的错误军事策略，打阵地战，导致根据地被压缩包围，损失惨重。当时中央苏区正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红军主力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急电中央和军委，要求指示行动方针。立即研究和讨论苏区中央分局来电请示问题，成为万分火急的重大事情。
“鸡鸣三省”会议虽然是在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从会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酝酿，特别是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谈话、周恩来与博古的“周博谈话”、刘少奇与博古的谈话来看，“鸡鸣三省”会议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这一系列的因素表明，此次会议的召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努力结合的产物，是势在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