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的历史细节【2】

“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当晚，出席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下榻的林园与张治中晤谈；下午蒋介石接见晤谈；晚上又与张治中等作长时间谈话。

8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访问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友好；晚上张治中设宴款待，于右任、孙科等作陪。

9月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三百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日）上午，美大使赫尔利造访毛泽东未遇；中午民盟中央常委欢宴毛泽东等；下午会见邹海滨等各方来访友好。晚蒋介石宴请毛泽东等，介绍与国民党党政人士及参政员会面；当夜两人单独会谈。

9月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往访毛泽东；毛泽东往访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下午会晤韩国临时政府官员；下午六时接见郭沫若；晚赴苏联大使宴会。

9月4日，白崇禧往访毛泽东；赫尔利与毛泽东等共进午餐；下午出席蒋介石邀请的军委会胜利茶会，蒋介石与毛泽东再度单独会谈；晚赴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招待会。

9月5日，午时赴邹海滨宴会；下午接见中国妇女联谊会成员和各方友好；午后对重庆《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晚应前次赴延安六位参政员的宴会，随后参加蒋介石夫妇招待苏联大使茶会，并应蒋介石邀请看戏。

9月6日，赴于右任午宴；随后访柳亚子等；晚应宋庆龄宴会；宴毕访问苏联大使。9月7日，访问陈立夫未遇；访问英法大使；赴加拿大大使茶会。晚赴冯玉祥约宴。9月8日与周恩来招待各国援华团体；晚赴孙科宴会。

9月12日，蒋介石在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午餐，餐后会谈。9月13日赫尔利欢宴毛泽东等；毛泽东等招待在渝外国记者，对合众社记者谈话；赴戴季陶晚宴。9月14日接见日本反战作家及各方友好；晚赴白崇禧邀宴。9月15日宴请中国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9月17日蒋介石邀宴毛泽东和赫尔利午餐，三人合影；毛泽东招待产业界人士刘鸿生等茶会。9月18日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发表演说。9月20日赴大公报社负责人宴请。

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受邀的国民党党政军和重庆文化界人士有五六百人。张治中和毛泽东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张治中甚至还乐观地对大家说：“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全场来宾报以热烈鼓掌。酒会一直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会后张治中还专门找来重庆有名的厉家班演了一出京剧《群英会》。

10月9日，蒋介石夫妇邀毛泽东午餐。10月10日，蒋介石赴毛泽东下榻处造访；同赴庆祝招待外宾之鸡尾酒会；当晚双方长谈。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

从上述不完全统计看，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后，受到各方热情接待，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这些活动大多是公开的。包括宴会、庆典仪式、毛蒋会晤、友好故旧互访、与媒体的见面和接受访谈、接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会见国民政府官员以及参加外事活动等，内容极其丰富。其中一大热点就是国共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性握手，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会面，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1945年8月24日《大公报》的报道这样写道：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面，关系目前与今后的国运极其远大，自今日起，一定有一串的商谈，我们可先不作内容的推测。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而媒体对毛蒋会面寄予厚望：“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与蒋介石见面，在政治意义上是国共1927年分手后的再度握手。所以媒体用了“对立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今已因其领袖之公忠体国而共聚一堂”这一说法。毛蒋在重庆共有9次会面和会谈。两人的会面大多是礼节性的，而会谈则是最高层级的，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意义。不管蒋介石是否真心欢迎毛泽东亲临重庆谈判，双方频繁宴请会谈的举动还是营造了国共谈判的气氛，也带动国民党军政高层对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表现出欢迎的姿态。

据王炳南回忆，在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见面时，毛泽东坦言当年国民党背信弃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往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谈笑间蕴藏机锋，让陈立夫异常尴尬，连声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其中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沁园春·雪》的发表。到达重庆的第四天，毛泽东就会见了老朋友柳亚子。诗人相会不免要相互唱和。毛泽东将自己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予柳亚子，柳亚子随后发表《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一时引发重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毛泽东的这首词也不胫而走，广为传抄。柳亚子这样的社会贤达不仅惊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之高，更对有魄力有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寄予希望。

毛泽东在回到延安后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谈到在重庆与各方交流的感受：“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利用蒋介石提供的讲坛，面对新闻传媒和公众，详细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

1945年，经过八年抗战走上重庆谈判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成为决定中国命运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据《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人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这一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在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具有合法性。正是这一实力让各方对中共高度重视，也担心国共之间发生冲突。

当时在国共之间还有第三势力即民主党派为主的中间势力，他们热切盼望国共之间团结合作。早在1945年6月2日，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电报还邀请他们前往延安参访。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从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毛泽东在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等，提出“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政治主张。这与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具有一致性。

应邀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

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的民主国家”。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这一行动本身给民主党派和中间人士以巨大鼓舞。而毛泽东所到之处，除了礼节性和仪式性应酬，也必然将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广为宣讲。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利用蒋介石提供的讲坛，面对新闻传媒和公众，详细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直接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讲话就有：8月28日到重庆在飞机场的谈话；9月5日对《大公报》记者的谈话；9月13日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9月18日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问；10月8日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上的演说。

毛泽东手书赠柳亚子的《沁园春·雪》

中共与媒体、在野其他党派和广大民众形成“统一战线”，形成战后政治势力的权势转移和力量重组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来频频活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介绍谈判情况，“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国民党”。

从重庆谈判期间各方发表言论的内容看，包括社论、宣言和个人的建言献策，都是对国共谈判和时局政治直接发表看法，表明自己的主张。主要诉求就是防止内战和实行民主。他们的主张和意见与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大多直接发表在《新华日报》或由《新华日报》报道。

公共舆论的“人民主权观”与中共“联合政府”的理念汇通，导致舆论转变，中共与媒体、在野其他党派和广大民众形成“统一战线”，由此形成战后政治势力的权势转移和力量重组。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这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